张良的抉择及其历史意义

撰文/孟宪实   2016-05-08 09:40:51


撰文/孟宪实

张良,作为秦末汉初最出色的谋臣,在辅佐刘邦逐鹿中原的过程中立功甚伟,与韩信、萧何并称“三杰”。刘邦称帝之后,政治斗争进入新的阶段,张良又特具先见之明,及时功成身退,在后世留下无数赞叹。但本文要讨论的是另一问题,即张良的贵族身世何以成为平民皇帝的功臣?是张良深刻的洞察力突破了身世的迷障,还是时势变迁影响了张良的抉择?一个人的政治考量,怎样反映了历史变迁之方向?张良故事的这一侧面,至今不乏历史启迪。

张良的事迹主要记载于《史记·留侯世家》之中。《史记》记载:“留侯张良者,其先韩人也。大父开地,相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大父就是祖父,张良的祖父和父亲都是韩国的丞相,所以张良有极其深重的韩国情结。韩国被秦国灭亡的时候,张良仅有二十岁,还没来得及为韩国出力,韩国就灭亡了。于是,张良选择了一条艰险的人生路,为韩国复仇。张良家有一定经济实力,家奴就有三百多人。张良的弟弟去世时,张良没有好好去埋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韩故”。可见,张良一旦选择复仇便全力以赴,而家世背景是他走上复仇道路的重要动力。

张良为何选择复仇,《史记》的解释很清楚,以“五世相韩故”。韩国国君,与周天子同为姬姓,那么张良呢?《史记索隐》提供的一种解释是,张良本来是韩国王族中的公子,后来因为博浪沙刺秦之后逃亡,隐姓埋名,改为张姓,以后没有再改回,于是就成了张姓。从“五世相韩”这个背景看,《史记索隐》提供的资料是有价值的。张良为韩复仇,即是为自家复仇,作为韩国公子,韩国的最高贵族,复仇这条道路的选择大可理解。秦国灭六国,六国之后不甘失败而伺机复仇者大有人在,张良不过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分子而已。

在伺机复仇的人群中,后来在推翻秦朝的斗争中确实功绩不凡的,有项梁与项羽、张耳、陈馀等,但最突出的要数张良。六国之后,大都是在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事之后才动作起来的,而张良在秦始皇的时代,就策划了震动全国的博浪沙刺秦,虽然误中副车,没有成功,但引发的后果可想而知。秦朝展开大规模搜捕行动,针对的都是张良,“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看来秦朝的侦破工作颇有成绩,一定程度上锁定了张良,否则张良也没有必要更改姓名了。

反秦运动从大泽乡开始掀起高潮。仔细分析,反秦的力量可以大体分为两派,一派是陈胜、吴广这种民众造反,他们跟秦朝没有世仇,实在是朝廷压迫导致的暴动反应而已。刘邦本质上属于这一派。项羽、张良等属于另一派,他们与秦朝从一开始就势不两立,是六国复仇派。唐人章碣《焚书坑》诗有“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元来不读书”的名句,其实刘、项并不是一路人,真不读书的是刘邦而不是项羽。复仇派一直在等待机会,如果秦朝政策不失,复仇派可能会空等一生,但是最终他们还是盼来了山东大乱,于是立刻行动起来。

张良与所有复仇派一样,终于等来盼望已久的良机,他集合了一百多人的队伍,准备投奔自立为假楚王的景驹,但在留这个地方,他与刘邦不期而遇。张良在十几年等待的过程中,认真研究《太公兵法》,已经很有心得,这当然都是为了反秦做准备的。但是,与他人解说兵法,常让张良有对牛弹琴之感,而与刘邦谈起,刘邦却一点即通,并每每采用他的建议。张良不是领袖,所以他需要领袖,因为只有在真正的领袖这里,他的智谋才能发挥出来。于是他放弃原来投奔景驹的计划,决定追随刘邦发展,因为“沛公殆天授”,他发现刘邦本身就是上天赐予的人物。张良看重刘邦的是他的个人才能,完全忽略了刘邦的平民出身问题,或者此时的张良,头脑中已经不再有出身观念了?

但是,张良与刘邦的合作并没有持续太久,恢复韩国的念头显然战胜了对刘邦的追随。《留侯世家》记载如下:

及沛公之薛,见项梁。项梁立楚怀王。良乃说项梁曰:“君已立楚后,而韩诸公子横阳君成贤,可立为王,益树党。”项梁使良求韩成,立以为韩王。以良为韩申徒,与韩王将千馀人西略韩地,得数城,秦辄复取之,往来为游兵颍川。

项羽的叔叔项梁,在秦末战乱中,一度成为事实上的领袖,而复兴六国,一方面符合六国之后的期望,一方面有利于瓦解秦朝的力量。于是张良乘机提出恢复韩国、韩成担任韩王的建议。这个建议获得项梁的支持,而张良成为实施复韩计划的执行人。这符合张良的夙愿,他找到了韩成,自己成为韩成的司徒。此事的发生,根据《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大约是在公元前208年六月。《通鉴》记载此事,也是这个时间点。

韩国恢复了,但发展极其不顺。虽然获得韩地几城,但很快就被秦朝的军队夺回,致使张良不得不跟着韩王成一起打游击,这就是所谓的“往来为游兵颍川”。旧日韩王的传人回到韩地,当时的人民自然还应该记得韩国,然而,张良盼望的一呼百应的局面却没有发生。显然韩国民众对于韩王归来,并不是大旱之望云霓,他们依然扮演着真正的群众角色,看着韩王的军队与秦朝的军队往来战斗,他们无动于衷,冷漠地对待这些逐鹿的政治人物。

韩国的政治名号恢复了,但是恢复对韩国故地的统治却彻底失败。张良的复韩理想和热情,与韩国普通人的冷若冰霜,对比太过鲜明。这个冰冷的现实,对于张良的内心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史书没有交待,但我们观察此后张良的复韩理想之火,确实逐渐熄灭。

张良在韩国故地遭遇的尴尬,直到一年以后刘邦到来才算获得解脱。公元前207年夏四月,刘邦的军队攻下颍川,张良充当向导,刘邦军队在韩国故地攻城略地。后来,刘邦让韩王留守阳翟,让张良跟自己经略南阳。从此,我们熟悉的张良回来了,奇谋屡出,刘邦的帝王事业快速向前推进。

但是,张良与韩国的关系,始终时隐时现。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张良依然是韩国人。秦灭亡之后,项羽分封天下,刘邦被封汉中,而张良却要回归韩国。《留侯世家》有如此文字:

汉元年正月,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王赐良金百溢,珠二斗,良具以献项伯。汉王亦因令良厚遗项伯,使请汉中地。项王乃许之,遂得汉中地。汉王之国,良送至褒中,遣良归韩。良因说汉王曰:“王何不烧绝所过栈道,示天下无还心,以固项王意。”乃使良还。行,烧绝栈道。

张良与项伯是老关系,在陈胜起事之前,两人因为都是秦朝的罪犯而结下深厚的友谊。利用跟项伯的关系,张良让刘邦在鸿门宴上逃脱,如今还帮刘邦获得汉中封地。但是,从《史记》这段文字看,张良跟随刘邦一直属于“借调”的临时状态。如今天下已定,君臣各领名分,张良应回到韩王身边。当然,张良还在为刘邦认真打算,“明修栈道”的缓兵之计为后来刘邦暗度陈仓、出其不意攻击项羽打下了基础。

张良虽身在韩国,但一直心系汉王。而项羽对于张良追随汉王的经历显然十分警惕,最终韩王成也受到张良的牵连,不能返回韩国故地。当田荣举起反抗项羽的旗帜之后,韩王不仅不能归国,反而被降为侯,最后还是被项羽杀掉。韩王成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史书记载实在太少。现在看来,从始至终,他不过是张良复国梦想的一个道具而已。他的成是因为张良的推荐,他的死也是受到张良的牵连。从反方向看,张良似乎对韩王成始终都抱有责任,那也是他的故国情怀所展现的方式。

项羽杀了韩王成,张良最后的一丝韩国情结被斩断,这位末代贵族从此全力以赴拥抱一个新的时代。他再次逃亡,当然是去找汉王刘邦。张良受到怎样的欢迎是可想而知的,从此以后他心无旁骛,一心帮助刘邦打败项羽。

张良这位曾经热烈坚持恢复六国的贵族公子,现在成了平民汉王最得力的谋臣。不仅如此,他在刘邦企图恢复六国的时候,果断反对,最终让这一计划化为泡影。

公元前203年,楚汉荥阳对峙中,刘邦渐渐支持不住。另一谋臣郦食其提出重新分封六国之后的办法,他说:“昔汤伐桀,封其后于杞。武王伐纣,封其后于宋。今秦失德弃义,侵伐诸侯社稷,灭六国之后,使无立锥之地。陛下诚能复立六国后世,毕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乡风慕义,愿为臣妾。德义已行,陛下南乡称霸,楚必敛衽而朝。”在郦食其的理论中,六国依然能够代表天下,六国之后拥戴汉王,天下就会拥戴汉王,因此项羽就会屈服。刘邦还真的相信了,立刻决定“刻印”,积极推进。

就在这关键时刻,张良来见刘邦。刘邦便征求张良的意见。张良说:这是谁出的主意,大王的大事完了。然后,张良一条一条为刘邦分析,为什么郦食其的计划有问题。从多方面分析,刘邦目前的状况是与商汤不同的,分封六国之后,不仅不能获得天下,反而会瓦解现有的力量,因为现有追随汉王的人一定会有人转而去追随六国之后。“且天下游士离其亲戚,弃坟墓,去故旧,从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复六国,立韩、魏、燕、赵、齐、楚之后,天下游士各归事其主,从其亲戚,反其故旧坟墓,陛下与谁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无强,六国立者复桡而从之,陛下焉得而臣之?”刘邦立刻撤销了前一决定。关键时刻,张良制止了刘邦一项错误政策的出台,避免了刘邦的战略失误。

《史记·留侯世家》对此事的叙述,使用了大段文字,证明张良此事对于刘邦事业的重要性。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张良的思想在此事中显现出的巨大转变。一个曾经全力以赴要恢复六国事业的张良,情愿冒着巨大的危险去刺杀秦始皇,证明他的信念无比坚定。但是,仅仅几年的时间,张良的立场发生了根本转变,从一个一心恢复六国体制的人,到坚决反对的人。他的反对意见,确实对汉王刘邦的事业有利,然而恢复六国,不是他坚决反秦的初衷吗?一定是谋略家的大势观察,几年的教训体会,让他懂得六国的湮灭是注定无法恢复的,社会人心对于六国并没有希望的那种盼望。

张良立场的转变,就这样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转变。新时代的逐鹿战争,完全不顾及曾经的贵族,六国之后昙花一现,再也承担不了历史的要角。新的时代来临了,王侯将相无定向,英雄不必问出处。

楚汉战争胜利之后,刘邦一度安排张良辅佐韩王信,但并没有成行。韩王信后来也成了汉朝的罪人。此事对于张良而言,连一个历史注释都是多馀的。张良不期然参与了一个时代的巨变,并且成为这个巨变的推动者之一。更确切地说,张良经历了一个时代巨变,曾经的不期而遇,后来变得更积极主动。历史人物,常常如此这般。

中国曾经有过一个贵族时代,夏商周都可以作如是观。贵族掌控着社会,拥有经济、政治、教育和军事等特权。经过春秋战国五百五十年的历史运动,最终中国走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平民的社会,士大夫政治以及中央集权,凡此种种都明显不同于此前的贵族时代。陈胜可以称王,刘邦能够称帝,这些都属于历史新现象,在这些政治现象的背后,是更深层的历史运动与变迁。

秦朝是走出贵族时代最重要的时期,但是秦朝还披着贵族时代的最后一层薄纱,秦朝的皇帝毕竟是从秦国君主发展而来,王室还流着“高贵”的血统。秦末战争,是贵族时代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从战争烽火中走出来的刘邦,最后即位成了第一代平民皇帝。在刘邦身边,是一群布衣将相,但也有张良这样的传统贵族。与一群屠狗贩卒的将相比较,张良的历史选择及其转变是十分显著的,也更具有象征意义。一个以复兴韩国为己任的韩国公子,终于走上了辅佐平民君王的政治道路,最生动地体现了时代的巨变。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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