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工记》——中国最早的技术文献

戴吾三   2016-05-08 09:44:44


撰文/戴吾三

《考工记》是中国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手工业技术文献,书中保留有先秦时期大量的手工业生产技术资料,汇集了诸多的生产管理和营建制度,集中反映了当时的技术观念。正由于此,考察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源流,了解古代的技术传统,都需要研读《考工记》。

今天所见《考工记》,是作为先秦典籍《周礼》的一部分。《周礼》原名《周官》,由“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篇组成。西汉时,“冬官”篇佚缺,河间献王刘德便取《考工记》补入,刘歆校书时改《周官》为《周礼》。

历代有关《考工记》的注释和研究层出不穷,其中成绩卓著者,早期有汉代的郑玄,中期有唐代的贾公彦,晚期有清代的戴震、程瑶田、孙诒让等。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大量考古新发现,丰富了先秦文物的知识;加之科学方法的应用,对《考工记》的研究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一 概说

《考工记》年代久远,关于作者、成书地点、编撰时间,至今仍有一些争议。

多数学者认为,《考工记》是春秋战国时齐人所作。齐国春秋称霸,战国称雄,不仅具有经济、军事上的实力,其学术思想也十分活跃。齐统治者建稷下学宫,厚待四方学者,勉其著书立说,稷下学宫一度成为闻名诸国的学术中心。许多重要的典籍已被学界肯定与稷下有关。如管仲与其后学所著《管子》,《晏子春秋》与《荀子》的部分内容,都作于稷下。故有学者认为,《周礼》成书于稷下(参杨向奎《〈周礼〉在齐论》,《管子学刊》1988年第3期)。

分析《考工记》可见,它与《周礼》其他篇章、《管子》《晏子春秋》中某些述文相似或有联系,这不能说是巧合。倒是可以说,《考工记》在齐国稷下产生的结论,有顺情合理之处。

关于《考工记》的性质,史学界基本肯定该书具有官书性质。这可从两方面具体说明:其一,《考工记》反映出当时的手工生产已有严格的组织和管理。书中所记六大技术门类三十个专业,各专业具体从事技术劳动的是“百工”(工匠),而其上都有专职官员管理生产,职称有“人”“氏”“师”。按该书记载,在某些专业分工中,达到一定的技术水准,则称之为“国工”,即“国家级”工匠。这显然不是民间手工业的情况。《考工记》所记载的器物多为军品或宫廷用品。军品如兵车、铜兵器(戈、戟、矛、剑)、弓矢、皮甲等。春秋时期,干戈不息,重要的兵器生产皆为国家控制,以保证兵器的数量和质量。而礼器、钟磬多供统治阶级所用,不是百姓生活所必需。其二,《考工记》述及的多是具有制度性的生产操作规程、技术规范,而非一般的生产技术资料汇编。通观《考工记》,主要内容涉及:统一产品部件名称用语;确立用料标准及选材方法;制订产品设计标准;确定生产工艺规范;规定产品检验制度、检验标准;建立城邑营建制度及设计制度。这显然都不是技术资料之类的内容,而是具有国颁标准意味的生产技术制度。

关于《考工记》的成书年代,汉郑玄注《考工记》时,只在标题下写了简单一句——“此前世识其事者记录以备大数尔”;唐孔颖达作疏时以为是西汉人作;清代学者注重考据,研究深入,江永认为《考工记》是“东周后齐人所作”。及至今日,诸家争鸣,形成了多种观点,如成书于春秋末期,成书于战国初期,甚至有人认为成书于秦汉时期。

总体看来,《考工记》非一人编撰,非一时成书,许多篇章在春秋末(少数甚至更早)就已形成,而整体成书不晚于战国初期。然而不可否认,有个别文句是秦汉时置入的。

二 技术工艺价值

《考工记》以其丰富的技术工艺信息,在先秦古籍中独树一帜。整体上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中国特色”的技术专论

在古代,由于地理条件方面存在的差异,东西方技术在器物形制、材料选用等方面都形成明显差异。分析《考工记》可见,该书所记载的木车制作、青铜合金配比、制钟技术、制弓技术等,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1)木车设计制作总汇

春秋时期,木车已是重要的交通运输工具和作战装备,车的生产也成为当时手工业生产中的重要部类。正由于此,《考工记》说“一器而聚工多焉,车为多”。《考工记》详细记载了木车的主要部件(轮、盖、舆、辕)的设计规范和制作工艺,以及检验车轮质量的方法。这些总汇性的记述加上古车实物,若与同时期古希腊的木车比,更能看出其“中国特色”。例如对制成的车轮,《考工记》要求进行严格检验:

规之,以视其圜也;萭之,以视其匡也;县之,以视其辐之直也;水之,以视其平沉之均也;量其薮以黍,以视其同也;权之,以视其轻重之侔也。

这里借助器具和自然物质组成六大检验手段:一是用圆规检验轮圈是否圆正;二是用正轮的萭检验轮子两侧平面是否平整;三是用悬垂线检验上下辐条是否对直;四是用水来检验轮子质量分布是否均匀;五是用黍粒测量轮轴与毂孔的间隙看内外是否相等;六是用天平衡量两轮的重量是否相等。

自中国古代车辆制造技术达到《考工记》记述的高峰,以后再也没有超越过,这不能不让人深思。

(2)青铜合金配制法则

商代大量精美青铜器的出土,令人赞叹惊异。据冶金史学者研究,古人通过长期的实践摸索,把铜、锡、铅所占的比例适当调配,使青铜合金的性能符合所铸器物的要求。商代前期,铜的含量偏高,约在90%以上。到商代后期,青铜器中锡、铅的含量有了显著的提高。专家对大量的商代青铜器取样分析,结果表明,商代冶金工匠已能根据各种器具的不同用途,选择铜、锡、铅的不同比例。

正是在商周青铜铸造技术成熟的基础上,形成了《考工记》“金有六齐”的记述,并成为世界上最早的有关青铜合金配制法则:

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

文中“金”指青铜,“六齐”的“齐”通“剂”,指六种青铜合金配方。关于“分”(铜锡比例)的理解,学者有一些争论,但都肯定《考工记》“金有六齐”的重要价值。

(3)制钟技术专论

中国古代钟的前身是陶铃,随青铜冶炼的出现,始有铜铃。铜铃有固定音高,能发出清越嘹亮的乐音。值得注意的是,铃体为扁圆形,形体虽小,已见日后编钟的雏形,这与欧洲古代圆形乐钟有质的区别。在铜铃的基础上发展成铙,到西周中期,铙进一步发展成钟。钟的特点是形似合瓦的椭圆形壳体。成组的钟称为编钟,又分纽钟、鎛钟和甬钟,其中甬钟形制最复杂、铸造技术最高超。《考工记》“凫氏为钟”记载的正是甬钟,内容涉及甬钟的部位名称、尺度比值、钟之特征及声学效果。

(4)制弓技术专论《考工记》中,“弓人”的内容占很大篇幅,可视为一篇古代制弓技术专论。

弓箭在中国起源很早,这与先民的狩猎活动有关。正是在历代经验积累的基础上,到春秋时期形成了有关弓箭制造的详细记录,并见之于《考工记》,对弓箭的制造给予明确规定,并用以进行指导。

《考工记》中“弓人”指出,制弓所需六种材料,“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弓人”对材料的选择非常讲究,如弓干,排比了七种材料的优劣:“柘为上,檍次之,檿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竹为下。”检验弓也有一套方法:“凡相干,欲赤黑而阳声,赤黑则乡心,阳声则远根。”这显然是经过反复摸索和实践而得到的经验总结。

2.文字记载可与出土文物印证

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发掘发现了大批先秦文物,对文物的分析深化了对《考工记》的研究。反过来,依据《考工记》记载,对诸多先秦文物形制、工艺特点、技术规范的认识也更加准确。

戈、戟是春秋战国时十分流行的兵器,《考工记》有关文字记载也详略得当,明确无误。但后来实物或毁或埋,千百年间,世上绝迹,使得后人往往曲解戈,特别是戟的形制。1931年,郭沫若发表《说戟》一文,大胆论证戟是戈和矛的结合,矛即《考工记·冶氏》中所说的“刺”;后来被出土的古戟实物证实,在考古学界一度传为佳话。近几十年来,考古发掘已多见双戈、三戈的戟,特别是曾侯乙墓出土了三种不同形式的戟(三戈一矛式、三戈式和双戈式)后,人们对戟的形制有了更全面的了解,明确《考工记》所记载的是一戈一矛(刺)式的戟。

又如据《考工记》对钟的各部位名称、比例关系的叙述,结合出土实物分析,使今人对先秦编钟也有了清楚的认识。钟上有一部位称“隧”,究竟在何处,有何功用?长期以来模棱两可。《考工记》说:“于上之攠,谓之隧。”郑玄注:“攠,所击之处。攠,弊也。隧在鼓中,洼而生光,有似夫隧。”按郑玄之义,“隧”位于钟的内壁。而后世注家如戴震、程瑶田却误认为“隧”位于钟外壁的鼓中部。把《考工记》的文字与郑注、先秦出土的编钟实物结合起来研究,可以看出,“于上之攠”是在鼓部又不是鼓部,所以说“于上之攠,谓之隧”,以与鼓相区别。而“隧”是指钟内壁经磨错形成的半圆形沟槽,其磨错量约为壁厚的六分之一。工匠一边磨,一边比照预定音律进行测试,直到音高相合为止(参华觉明、贾云福《先秦编钟设计制作的探讨》,《自然科学史研究》1983年第1期)。


木车的部件


甬钟图


三 和合观念

《考工记》虽说是手工业技术文献,但蕴涵着“和合”观念。“和”的意思是和谐、和睦;“合”的意思是结合、联合。“和合”连用,不仅代表不同质的要素构成的整体系统,更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一种思想理念。

《考工记》有关“和合”的最明确表述见开篇的“国有六职”:“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这段文字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技术传统中一个深刻的造物原则或价值标准。

何谓“天时”?《考工记》指出:“天有时以生,有时以杀;草木有时以生,有时以死;石有时以泐;水有时以凝,有时以泽。此天时也。”即说,天有时助万物生长,有时使万物凋零;草木有时欣欣向荣,有时枯萎败落;石有时顺其脉理而解裂;水有时凝固,有时化为雨露。这些都是天时。这里清楚地表明了古人对自然规律的一定认识。

何谓“地气”?《考工记》指出:“橘逾淮而北为枳,鹳鹆不逾济,貉逾汶则死,此地气然也。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地气然也。”从现代科学角度分析,“地气”包括地理、地质、生态环境等多种客观因素。地理环境不同会影响动、植物的变异或生存;各地矿物成分不同,水的微量元素有别,皆会造成金属制品的组织和热处理的优劣差异。这也正是造成精良的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粤之剑的内在原因。

在顺应“天时”“地气”的前提下,《考工记》强调“材美”和“工巧”。所谓“材美”,是肯定人对材料质地品性的选择性,要求工匠根据实际需要去主动体认材料的美(包括物理、化学性质),具体到某一器物制作,又涉及合理地选材和用材。

如果说“材美”多少还包含一些适应于自然的要求,那么“工巧”则更多是对人的创造性的肯定。《考工记》一再提到“三材既具,巧者和之”,“六材既聚,巧者和之”。“轮人”节和“庐人”节中几次出现“国工”(即国家级工匠)的提法,认为巧工的最高级是国工。诸如此类,说明《考工记》作者对工巧的重视和对巧工的推崇。

总之,从“和合”的观念与目标出发,通过“和合”的方法与手段,以达到“和合”的境界与效果,体现出《考工记》作者的信奉和追求。

四 版本源流与研究论著

《考工记》成书后,曾以战国古文的形式流传。经战火劫难,一度散佚。西汉复出时,已有残缺。被选入《周官》补《冬官》时,当时的学者做了一些整理,可知《考工记》已不完全是成书初的面貌。

汉代先后有多位学者注释《周礼》(即《周官》),其中成就卓著者当推郑玄。在《周礼注》的基础上,后世繁衍出许多种版本。魏晋时,除传注外,出现了集解;南北朝时,又兴起义疏之学;唐代贾公彦撰成了《周礼疏》。

《周礼》的注和疏本来分别流传,大约在南北宋之交出现了合刻的《周礼注疏》,此后又逐渐生出不同的《周礼注疏》版本,其中保留了《考工记》汉时被整理的面貌。

单解本的《考工记》著作始于宋代。宋元明清,《考工记》研究都有新本出现,其中较有名的是南宋林希逸的《考工记集解》、明末徐光启的《考工记解》、清戴震的《考工记图》等。

当今,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本《周礼》最为普及;再是《四部备要》本《周礼》,以上两书都包含《考工记》。

有关《考工记》的研究论著,早期推清末学者孙诒让所撰《周礼正义》(计八十六卷),其中《考工记》部分为卷七四至卷八六,约三十万字。《周礼正义》的特点是于古义、古制疏通证明,论说周详。

20世纪80年代,闻人军深入研究《考工记》,批判地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引入新的科学方法,并结合出土文物进行考证,形成不少创见。闻人军所著《考工记导读》对原文有详细注释,有白话译文。戴吾三于2003年编撰《考工记图说》,揭示该书的文化内涵,对篇章结构加入定量分析,配图丰富。这两书适合初学者和作一般了解的人士阅读。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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