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衒之的“自画像”

赵晓晖   2016-05-08 09:44:35


撰文/卜兴蕾

若想考证某人的生平行迹,通常须要查检这样几种信息:其人在历史上有无?生于卒于何时?生于长于何地?是何身份?有何作为?等等。但若考证《洛阳伽蓝记》的作者——杨衒之,便还要追究其姓名,尤其是姓氏的写法,这似乎有点不同寻常。更甚的是,作者姓氏为何,实又牵动对其籍贯、身世、家学的种种解释。关于姓氏与籍贯的问题,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附编《杨衒之传略》,辑录了周延年的《杨衒之事实考》,周祖谟在《洛阳伽蓝记校释》中亦有考证。曹道衡在范、周二书的基础上,再生辨证,发为《关于杨衒之和〈洛阳伽蓝记〉的几个问题》一文。范子烨《〈洛阳伽蓝记〉考论》单列“作者姓氏考”一节,就杨衒之姓氏的三种写法一一稽考,最终定为“阳”姓,并由此划定其籍贯,推想其身世,论述其家学。曹虹《〈洛阳伽蓝记〉与汉晋辞赋传统》也有一段姓氏小考,举出管雄先生的推断,可说是为论证作者辞赋才能的家学渊源铺设了一个前提。

论者为何对杨衒之其人有如此浓厚的“考据癖”,除史传阙载的缘故外,或也因为始终心怀疑云:《洛阳伽蓝记》这样一个奇特文本究竟出于怎样的一个人之手,他的学识与才能是否可以与书相互匹配?诸如此类的谜团,似乎可由杨衒之本人亲自解开,因他在写《洛阳伽蓝记》时,有意无意地也把自己写了进去。

杨衒之最醒目的“显身”,当属由“衒之”引出的数条言辞。这些言辞大约分为两种:一为考据的按语,一为史评的论赞。是书卷二“明悬尼寺”条载:

衒之按:刘澄之《山川古今记》、戴延之《西征记》并云晋太康元年造,此则失之远矣。按澄之等并生在江表,未游中土,假因征役,暂来经过,至于旧事,多非亲览,闻诸道路,便为穿凿,误我后学,日月已甚。(本文所引《洛阳伽蓝记》文句,以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为底本,恕不另注)此条属于考据的按语。前一个“按”,自是为辨证阳渠石桥四柱的敕造年份而发。后一个“按”,则不妨视为作者著述旨趣的重申,亦即,叙事须经亲览,非可听信传闻,这便与原序“武定五年,岁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览洛阳”等语所体现的实录精神颇可照应。不过这段看似一本正经的说辞,却又隐现一种戏谑的腔调:既讽刺了刘澄之、戴延之记载失实,也嘲笑了后之学者不辨真伪不明虚实久矣。

又卷三“大统寺”条记:

衒之按:苏秦时未有佛法,功德者不必是寺。应是碑铭之类,颂其声迹也。此条本由大统寺牵及寺南高显略宅,故事大致是说:高宅夜常见赤光行堂,寻光掘地,得金百斤,又依铭文所记,金原为苏秦所有,得者要为其造功德,高显略遂造招福寺以报。卷一“修梵寺”条所记董卓宅邸之事,与之相似,是说邢鸾掘地取得宝物、钱财,且有所谓的铭文为先前的持有者作证。与苏秦的“慷慨”、高显略的“守信”不同的是,董卓却上演一出“还魂索金”的把戏,邢鸾自然不肯归还,仿佛应了贪财的“恶报”,不久就死去了。若与邢鸾对照,高显略可谓是因善举而得善报。按照杨衒之的考据,所谓善举却未必全然契合苏秦的真实心意,进一步想,所谓善报不如说是“歪打正着”。作者非要订正苏、高二人之间这笔阴阳官司,或不单是为考证“功德”到底意指为何,也不仅是为追究死者遗愿得遂与否,而是为揭示时代易变、史事虚实、报应因果三者之间的错综关系。亦即,因时代之隔,史事多生虚妄,虚妄之事有时因报应而获得验证,似又成了实事,报应的因果仿佛可以模糊虚实的分际,乃至弥补时间的裂隙。

经由所“按”,既可窥见杨衒之的才学识见,亦可窥探文本的渊源流变,如卷五“宋云惠生使西域”条:“衒之按:《惠生行纪》事多不尽录,今依《道荣传》《宋云家纪》,故并载之,以备缺文。”即是一例。这里也可以印证作者尚实的态度。与之前两条按语连起来看,似乎更可以理解作者撰述的原则,因为他对时代之隔带来的虚实之别格外敏锐,对时间似有一种紧张感,所以自己总在追求真实与详尽。

史评的论赞,或可谓之“太史公曰”的馀脉,譬如卷四“宣忠寺”条:

杨衒之曰:崇善之家,必有馀庆,积祸之门,殃所毕集。祖仁负恩反噬,贪货杀徽,徽即托梦增金马,假手于兆,还以毙之。使祖仁备经楚挞,穷其涂炭,虽魏其侯之笞田蚡,秦主之刺姚苌,以此论之,不能加也。“宣忠寺”所讲故事大致可以划分为两段,分别以“崇善之家”及“积祸之门”二语概括,前者是就元徽而言,后者则是指寇祖仁。元徽的主要事迹在于:为魏庄帝手剪尔朱荣献出一段诈言“皇储诞育”以召之入朝的智谋。后来魏庄帝被尔朱兆所擒,元徽投奔寇祖仁。寇祖仁非但不念旧恩,反将元徽斩杀,谋其财货,献其首级,以向尔朱兆兑现赏金。有趣的是,尔朱兆并未勋赏祖仁,他做了一个梦:

兆忽梦徽云:“我有黄金二百斤、马一百疋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悟觉,即自思量:城阳禄位隆重,未闻清贫,常自入其家采掠,本无金银,此梦或真。至晓掩祖仁,征其金马。祖仁谓人密告,望风款服,云实得金一百斤、马五十疋。兆疑其藏隐,依梦征之。祖仁诸房素有金三十斤、马三十疋,尽送致兆,犹不充数。兆乃发怒,捉祖仁,悬首高树,大石坠足,鞭捶之以及于死。时人以为交报。“交报”大抵也包括了两个环节:首先寇祖仁“负恩反噬,贪货杀徽”,其后元徽“托梦增金马,假手于兆,还以毙之”。倘若寇祖仁是“以怨报德”,元徽则可说是“以怨报怨”,一者回报,一者报复,一因一果。如是可想,“报”实由一个不容颠倒的秩序统摄、运转,所谓“交报”或许隐含着一种前因后果的联系。有赖因果的支撑,为恶者得恶报才被视为罪有应得,善者即便施予报复也会得到同情。杨衒之一方面藉故事讲因果报应,另一方面,因与果也成为推进故事本身起伏跌宕的动力。叙事的因果链条系于三笔“金马”的计算:一是元徽原有为寇祖仁所吞那笔,“金一百斤、马五十疋”;再是元徽托梦尔朱兆所述那笔,“金二百斤、马一百疋”;三是尔朱兆依梦所掠那笔,“金一百斤、马五十疋”以及“金三十斤、马三十疋”。这三笔财货,一而有二,二而有三,层层推开,环环相生。元徽梦中所示的第二笔,比实际数量多出一倍。寇祖仁其实并未说谎,但尔朱兆实在相信了元徽的梦语,加之其人贪婪、残暴,寇祖仁的下场可想而知。元徽恰恰抓住了尔朱兆的秉性,故而顺利实现了复仇。在此,寇祖仁之死又可读解为一种“报”,即对元徽之死的偿还。

称寇祖仁为“积祸之门”,乃因其忘恩负义、谋财害命;称元徽为“崇善之家”,则与作者奉北魏为正朔的政治立场相连,毕竟元徽最大的“善举”也许就是协助魏庄帝杀死尔朱荣。由此可知,杨衒之是以政治立场为评判道德的基准。对道德评判,也是他评定历史功过是非的标识。是故,卷一“永宁寺”条所记“衒之曰”,论及尔朱兆与刘秀、刘备之间的差别,与其说是因天道无常而喟叹,不如说是对“功济宇宙,大庇生民”的君主的想望。

与考据、史评这样“局外人”的出场方式不同,杨衒之也会化身成他故事里的人物,作为“局内人”而亮相。卷一“景林寺”条记:

柰林南有石碑一所,魏明帝所立也。题云“苗茨之碑”。高祖于碑北作苗茨堂。

又及:

永安中,庄帝马射于华林园,百官皆来读碑,疑“苗”字误。国子博士李同轨曰:“魏明英才,世称三祖。公幹仲宣,为其羽翼。但未知本意如何,不得言误也。”衒之时为奉朝请,因即释曰:“以蒿覆之,故言苗茨。何误之有?”众咸称善,以为得其旨归。

郦道元《水经注》卷十六亦载:“天渊池南直(即“置”)魏文帝茅茨堂,前有茅茨碑,是黄初中所立也。”乍看之下,杨、郦二人所记碑文及立碑者似有分歧。

先说立碑者,前者谓之魏明帝曹叡,后者则称“黄初中所立”,也就是魏文帝曹丕。赵东潜(即赵一清)曾说:“李同轨以公幹、仲宣羽翼明帝,亦未是。刘、王皆丕客,至叡时,二人之骨朽久矣。”(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十六)如其所言,刘祯、王粲羽翼的是曹丕而非曹叡。不过李同轨既为当时国子博士,似不应有如此张冠李戴的失误。而杨衒之撰文秉持的是实录姿态,对他书中有不实之处尚且批驳,对亲眼所见的谬误却不加辨证,也教人感觉不可思议(参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卷一)。是故,李同轨所言“魏明”当为“魏文”,此处所见许是后人传写致误。四库馆臣为《洛阳伽蓝记》所作提要称杨衒之“解魏文之《苗茨碑》,纠戴延之之《西征记》,考据亦皆精审”(《四库总目提要》卷七十)。由是可想,四库馆臣恐怕就见过一个写作“魏文”的版本。至如杨衒之所称“高祖”即北魏孝文帝,郦道元所称“魏文帝”,也应当指北魏孝文帝,可能后人想及下句曹丕的年号“黄初”,故而改“孝”为“魏”(参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抑或还有一种可能:郦道元所书不误,这里的“魏文帝”不过是“北魏孝文帝”的一种简称。但郦氏既为北魏人,称呼本朝君主而冠以国号,似又不合常理。

再说碑文,“苗”“茅”二字古时相通,本不当有误解。百官读碑质疑,李同轨又未知本意,直至杨衒之方才一语道破玄机,焦点实已不在碑文本身,而在杨衒之的才学。在这场知识表演中,杨衒之扮演的是主角,百官、博士则充当的是配角。因了配角的铺垫、衬托,主角博学机敏的形象才得以彰显,但配角的形象或多或少受了折损,甚至领受了一种嘲讽。照此看来,这个“局内人”,似与那个考论史事间或戏谑古今的“局外人”并无二致。

杨衒之所发考据的按语,还见于卷一“昭仪尼寺”条,曰:

昭仪寺有池,京师学徒谓之翟泉也。衒之按:杜预注《春秋》,云翟泉在晋太仓西南。按晋太仓在建春门内,今太仓在东阳门内,此地今在太仓西南,明非翟泉也。后隐士赵逸云:此地是晋侍中石崇家池,池南有绿珠楼。于是学徒始寤,经过者,想见绿珠之容也。

此条按语与别处颇不相同。其一,可以找到内证与之呼应。同卷“景林寺”条即载:

建春门内御道南有句盾、典农、籍田三署。籍田南有司农寺。御道北有空地,拟作东宫,晋中朝时太仓处也。太仓西南有翟泉,周回三里,即《春秋》所谓“王子虎、晋狐偃盟于翟泉”也。其二,可以找到人证——赵逸,为之讲述此地的故事。赵逸何许人?杨衒之但称其为“隐士”。此一提示,不免引人揣测:其名所谓“逸”者,或也只是对其身份的一种回应,甚或只是一个杜撰的名字。赵逸所知实为前朝旧事,似还有一个“遗民”的身份。卷二“龙华寺”条,赵逸再次现身,亦是为带来建阳里土台的前身:“此台是中朝旗亭也。”卷二“景兴尼寺”条述及“杜子休宅”,赵逸第三次登场,才有几句简短的介绍:“时有隐士赵逸,云是晋武时人,晋朝旧事,多所记录。”不过赵逸又一一回答了时人关于寺院由绪、旧京实况乃至其人的种种疑问,他的形象便也由此丰满充实起来。

依据时人与赵逸的问对,赵逸所以知晓许多晋朝旧事,固然有其为当时之人的缘故,但所知之事往往又可以物证实,则在于其所记录皆是游历都邑、目见而得。可以说他既是历史的见证者,又是历史的叙述者。作者笔下的赵逸,与作者本人相仿,亦信奉实录精神。当其发现史书所记未必合于史实,碑志所载也非必关乎真情,即与实录原则背道而驰时,便不得不发出对记忆、对书写的省思:“人皆贵远贱近,以为信然。当今之人,亦生愚死智,惑已甚矣。”这话亦可当作作者本人的识见。无论是故事里得字句之旨归的杨衒之,抑或是史事外考故典之精审的杨衒之,还是《洛阳伽蓝记》的作者杨衒之,总之都是历史的见证者与叙述者,如此看来,赵逸恰如作者的一个缩影。作者在画别人时,有意无意中,却画出了自己的面貌。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讲过一个故事,似乎也是他一生惟一要讲的故事:一个立意要描绘世界的人,最终发现自己所画不是别的,而是自己的模样(参《诗人·结语》)。一中一外,一古一今,其事略同。

有趣的是,杨衒之岔开一笔,特别提及时人对赵逸长生的好奇。按照赵逸自己的说法,他是自然长寿,并非依靠养生,郭璞曾有预测,他的寿命长达五百岁之久。赵逸为“晋武时人”,生而与晋共时,朝代易变之后,仍然在世,不妨将其视为晋代的延续。赵逸非但见证、叙述历史,更似历史本身,这一点作者恐怕无以企及。据说,郭璞“妙于阴阳算历”,可以占卜人事,亦可以预见世变,每每应验(《晋书·郭璞传》)。从常理看,赵逸自然无法活到五百岁,这是杨衒之的虚构,如若假托了郭璞之口,这又有另一层意思,即从晋世算起的五百年,本来应是洛阳伽蓝存续的时长。赵逸是作者精心构思的一个角色,他是作者本人的代表,整个时代的象征,所有寺观的隐喻,但终归是一个虚构人物。他身上最具虚构性的特征也就是长寿,而他追忆的往事几乎没有虚辞。杨衒之为何要编织一个满口实话的虚构之人?这可以用赵逸原话说明,因为“人皆贵远贱近”,所以更愿意相信前代遗民的证言。这个虚构之人又为何要拥有五百年的寿数?也可以用赵逸原话解释,因为“生愚死智”,所以一个寿命足够长久的人,才能越过大多数人的生死之隔,看清孰愚孰智。

历史的见证者,“遗民”是一种,“移民”又是一种。前者知过去,如赵逸之辈;后者有外来的记忆,则如菩提达摩者。卷一“永宁寺”条载:

时有西域沙门菩提达摩者,波斯国胡人也。起自荒裔,来游中土。见金盘炫日,光照云表,宝铎含风,响出天外,歌咏赞叹,实是神功。自云年一百五十岁,历涉诸国,靡不周遍,而此寺精丽,阎浮所无也,极佛境界,亦未有此。口唱南无,合掌连日。与赵逸相似,菩提达摩亦是长寿者,也有周游的经历。非惟如此,言辞之中,似又见出杨衒之意欲找出实证、写下实录的夙愿,俨然又是一幅作者的自画之像。

(作者单位: 南京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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