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的“正”与“反”

张国风   2016-05-08 09:44:19


撰文/张国风

俗话说:“盖棺论定。”实际上,许多历史人物却是棺已盖而论未定。曹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历史上的曹操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要给他定性并不容易。中国的百姓,习惯于从道德伦理角度去评价一个人,而不是从历史地位去评价一个人。更何况中国的百姓不是从《三国志》《后汉书》和《资治通鉴》,而是从《三国演义》和三国戏中知道并认识了曹操。他们在小说和戏曲的引导下,惋惜蜀汉的失败,欣赏刘备的仁义和真诚、诸葛亮的智慧和忠诚、关羽的神勇和义气,认定曹操是一个奸雄。随着《三国演义》和三国戏的普及,拥刘反曹所蕴涵的爱憎和智慧,冲破小说和艺术的层面,冲破历史文学的层面,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了一种文化的意义。这或许就是鲁迅所谓的“三国气”。在三国文化中,刘备、诸葛亮、关羽和曹操等人物,已经不是单纯的历史人物,而是经过了文学艺术洗礼的几种民族性格的类型。对蜀汉的同情,寄托着民众对仁政的向往;对曹操的憎恶,反映了民众对封建统治者的深刻认识。就社会影响而言,《三国演义》打败了《三国志》,文学的真实打败了历史的真实。由此可见,习惯的力量是伟大的,文学艺术的力量是伟大的。

《三国演义》以及三国戏,造就了两个偶像——诸葛亮和关羽,而他们的对立面——曹操,却被《三国演义》和三国戏越描越黑,成为奸雄的代名词。

在学界,在士人阶层,曹操之被定格为篡逆的奸雄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无论是晋宋时期的《三国志》和裴注,还是南朝以后、明朝以前以经史子集为代表的雅文化,都未能像说话艺术及戏曲那样体现出一以贯之的拥刘反曹倾向。《三国志》虽然以曹魏为正统,但对东吴和蜀汉方面的叙述,也非常客观,坚持了史家的实录精神。裴注的态度更加客观,对于各种倾向不同的材料,裴氏兼收并蓄。不同的爱憎褒贬,在裴注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唐人张说有诗《邺都引》云:“君不见魏武草创争天禄,群雄睚眦相驰逐。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写曹操的文武双全。杜甫写了一些热烈赞扬诸葛亮的诗歌,人所共知,脍炙人口:“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功盖三分国,名高八阵图”;“复汉留长策,中原仗老臣”;“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等等。但是,杜甫对曹操并无反感,他给左武卫将军曹霸写了一首诗《丹青引赠曹将军霸》,称赞曹霸的画。这首诗的第一句就说:“将军魏武之子孙。”这里显然是一种赞扬的口吻,杜甫的意思当然并非“将军‘奸雄’之子孙”,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曹魏纪年,似乎是以曹魏为正统,很多人有这样的误解;其实,司马光以魏纪年只是为了叙事的方便。司马光认为正闰之辨皆“私己之偏辞,非大公之论也”。苏轼写《前赤壁赋》,提到曹操时说:“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承认曹操是英雄。而在《孔北海赞并序》里,却说曹操“平生奸伪,死见真性。无以成败论英雄,故操得在英雄之列”,又不承认他是英雄了。在《东坡志林》里,苏轼称赞管幼安“怀宝遁世,龙蟠海表,其视曹操贼子,真穿窬斗筲而已”,曹操又成了贼子。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对周瑜佩服得不得了:“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他的《隆中》诗对诸葛亮竭尽赞美:“诸葛来西国,千年爱未衰”;“谁言襄阳野,生此万乘师。山中有遗貌,矫矫龙之姿”。他的《诸葛亮论》却又不满于诸葛亮的不能纯用仁义忠信:“仁义诈力杂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孔明之所恃以胜之者,独以区区之忠信,有以激天下之心耳。”“曹、刘之不敌,天下之所知也。言兵不若曹操之多,言地不若曹操之广,言战不若曹操之能,而有以一胜之者,区区之忠信也。”“孔明既不能全其信义以服天下之心,又不能奋其智谋以绝曹氏之手足,宜其屡战而屡却哉。”“刘表之丧,孔明欲袭杀其孤,先主不忍也。其后刘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数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夺之国。此其与曹操异者几希矣。”(《东坡全集》卷四三)苏轼认为诸葛亮唯一胜过曹操者,唯有仁义忠信,而诸葛亮对刘表和刘璋的态度都算不上信义,与曹操没有什么区别;蜀汉失败的原因在于不能彻底地贯彻仁义忠信。苏轼对三国人物的评价,不免带有一点书生气。一介书生,把政治看得太崇高,太纯洁,太理想。苏轼不明白,政治是一种需要,政治家时时刻刻考虑的是对谁有利,一切都要随时间、地点和形势而转移。叶适的迂腐亦不亚于苏轼:“荆、益虽可取,然假力于孙权,则借贷督索;会盟于刘璋,则欺侮攘夺。计亮之始终,存心行事,不宜有此。而号其名曰‘兴汉’,则可悲也。”(《习学记言》卷二八)宋人唐庚为诸葛亮辩解说:“学者责孔明不以经书辅导少主,乃用《六韬》《管子》、申韩之书。后主宽厚仁义,襟量有馀而权略智调是其所短。当时识者咸以为忧。《六韬》述兵权奇计,《管子》贵轻重权衡,申子覈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施之后主,正中其病矣。”(《三国杂事》卷上)即是说,好药坏药,能治好病就是好药。正统不正统,能治国平天下便是硬道理。辛弃疾很欣赏孙权:“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但与此同时,他又承认曹操、刘备和孙权是英雄:“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总的看来,南宋以后,每当民族危机深重、神州风雨飘摇之际,人们便会怀念起兴复汉室、一心北伐的诸葛亮。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将曹操指为篡逆的奸雄。

文人熟读史书,他们知道,曹操是英雄,还是奸雄,这个定位不是那么简单。

那么,历史上的曹操又是什么样的呢?东汉末年,政治腐败,民怨沸腾,人心思乱。外戚和宦官两大集团在内斗中同归于尽。群雄逐鹿中原,曹操以其雄才大略,在众多的诸侯中脱颖而出,拨乱反正,统一了中国的北方。可是,曹操作为汉朝的权臣,使汉献帝成为名副其实的傀儡。曹操身后,他的儿子曹丕以禅让的形式,逼献帝下台,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魏。继起的司马氏集团如法炮制,经过一系列的宫廷政变,逐步地削弱、消灭曹魏的势力,最后推翻曹魏的统治,建立了又一个新的王朝——西晋。

司马氏集团以同样的方式获得政权,所以它必须奉曹魏为正统,将自己定格为曹魏的继承者。而晋人陈寿的《三国志》不得不将曹魏树为正统。只是司马氏集团取魏而代之的过程,带有更多的血雨腥风。可惜,这种血污在正史里是看不到的,或者是被竭力淡化的。东晋是一个偏安的政权,情况有点类似于蜀汉,于是,习凿齿的《汉晋春秋》提出,蜀汉才是正统。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做了皇帝。用现在的话说,是通过军事政变上台,不是正常的政权过渡。所以北宋的欧阳修在《正统论》中,认为曹魏是正统。南宋偏安,又有点类似固守四川的蜀汉,于是,朱熹提出,三国之中,蜀汉是正统。我们可以看到,正统观念,就像一块橡皮泥,你想捏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当然,明清以前,统治者对思想、对文化的控制,不像后世那么严厉苛刻,所以,对曹操的评价,也就各说各的,没有统一。

明清的统治者,在理论上无法接受这种权臣架空、威逼皇帝并取而代之的模式。于是,在经历了数百年的争论以后,终于将曹操和司马懿父子归入篡逆的奸臣。明代永乐年间胡广奉旨修撰的《春秋大全》,更是正式地将曹操归入“乱臣贼子”的行列:“凡乱臣贼子,畜无君之心者,必先剪其所忌而后动于恶。……曹操欲禅位而惮孔融。”(卷四)明清时代,封建的中央集权制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种种迹象表明,自明朝开始,对于曹操的篡逆之罪,在官方和民间都形成了共识。

那么,曹操自己是怎么说的呢?他的《述志令》,可以看作是一篇自传。我们不妨借此一窥这位“奸雄”的心迹。曹操在文中自述其功:“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平心而论,这句话符合历史的事实。曹操说别人怀疑他有“不逊之志”,都是误解。又解释自己不能放弃军权的原因:“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人在高位,身不由己。曹操说他本来志向有限,没有太大的野心,只是想当一个郡守,当一个将军。没想到以后做成了那么大的事业。话说到这个份上,没有一点吞吞吐吐,没有一点拐弯抹角,直接把有人怀疑他要篡位的事情挑破,说得相当的坦率。这些话是不是可信呢?当然,有一半的真实。曹操也不是一开始就想当皇帝,他在称帝不称帝的问题上非常慎重。汉灵帝中平五年(188)六月,太傅陈蕃的儿子陈逸,术士襄楷与冀州刺史王芬,图谋废黜灵帝而立合肥侯刘真。王芬将计划告诉时为议郎的曹操,曹操回书说:“夫废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权成败、计轻重而行之者,伊尹、霍光是也。伊尹怀至忠之诚,据宰臣之势,处官司之上,故进退废置,计从事立。及至霍光受托国之任,藉宗臣之位,内因太后秉政之重,外有群卿同欲之势,昌邑即位日浅,未有贵宠,朝乏谠臣,议出密近,故计行如转圜,事成如摧朽。今诸君徒见曩者之易,未睹当今之难。诸君自度,结众连党,何若七国?合肥之贵,孰若吴、楚?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资治通鉴》卷五九)结果也确实如曹操所料,废立的计划流产,王芬旋即自杀。但是,我们看曹操对拥汉派的血腥镇压,对一号智囊荀彧的绝情,就可以觉察到他那颗蠢蠢欲动的野心。随着他一步一步地取得军事上的成功,将中原群雄一个一个地剿灭,而汉献帝又是那么的孱弱,曹操的部下也想着攀龙附凤,曹操的政治野心也就一步一步地、难以抑制地膨胀起来。陈群等人看穿他的心思,联合一帮文臣武将,劝他称帝,曹操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资治通鉴》卷六八)由这句话,可以看出,他不是不想当皇帝,只是觉得时机尚未成熟,还是让儿子去当吧。他决心不要皇帝的名分,而掌握皇帝的权力。司马光的分析洞察曹操肺腑:“以魏武之暴戾彊伉,加有大功于天下,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自立,岂其志之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资治通鉴》卷六八)如果说,曹操一开始就想着篡逆,恐怕并非事实。但是,要说曹操始终没有篡逆之心,不想取而代之,也与事实不符。

千百年来,对于曹操的历史评价之所以长期难以统一,起因于衡量历史人物的标准从来就没有统一过。这个标准就是封建的正统观念。而正统观念自身充满了矛盾、虚伪和混乱,经不起认真的推敲。正统观念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和华夷之辨。可是,帝王有没有嫡长子,有没有一个身体和心理健康的嫡长子,都没有绝对的把握。嫡长子是不是具有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智商和能力,都很难保证。嫡长子继承制来自宗法制。更重要的是,帝王视天下为一家一姓之私产,奉行一种老子打江山、子子孙孙坐江山的观念。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保证子孙坐享其成的制度促成了子孙的腐败和无能,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的王子王孙想不腐败都很难。至于说到华夷之辨,有人认为,汉人建立的王朝代表正统。按照这种标准,元朝和清朝都不是正统。但历史上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并不以为自己是“夷”,因为所谓“华夷之辨”,常常是从文化的意义上来看的,血缘、种族和地理的因素反而是次要的。只要继承了中华的传统文化,就是正统。事实上,汉族从来也没有“纯”过,汉族本是华夏众多民族融合的产物。在历史上,只要使用汉字,奉儒家学说为正宗,遵循礼教,在中华大地上实行了有效的统治,那就会被认为是正统。

明清的小说,从大的趋势来看,处于雅俗融合的大好时期。小说雅俗合流的最好代表就是通俗小说的整理者和评点者。这些人具有很好的文化修养,却又深受通俗文学、通俗文艺的熏染,他们的思想受到雅文化和俗文化的双重影响。《三国演义》的评点家毛宗岗就是一个代表。

我们不妨读读毛宗岗写的《读三国志法》,就知道在雅俗合流的文人那里,所谓正统是一个多么混乱的概念。毛宗岗的这篇长文开门见山,一上来就提出,要读懂《三国演义》,“当知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所谓“闰运”,指的是不正常的时世、乱世,如闰月之于正常的年份。毛宗岗说蜀汉是正统,是三国中唯一合法的政权,其理由不过是:刘备是“帝室之胄”,这是说血缘。其实,刘备是否景帝的后裔,谁也说不清楚,蜀汉方面一定要这么说,别人也没有办法。毛宗岗认为:曹魏是“窃国之贼”,况且曹魏没有统一中国。西晋虽然统一了中国,但西晋“以臣弑君,与魏无异”,是一丘之貉,“亦不得为正统”。不但西晋不是正统,东晋也不是正统,因为“东晋偏安”,“愈不得以正统归之”。他甚至认为,“炀帝无道而唐代之,是已惜其不能显然如周之代商,而称唐公,加九锡,以蹈魏、晋之陋辙,则得天下之正不如汉也”。至于宋朝,“终宋之世,燕云十六州未入版图,其规模已逊于唐,而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取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取得天下之正亦不能如汉也”。我们看毛宗岗的正统概念,是一片混乱。他指责魏和东晋是“偏安”,指责宋的版图不广,却不知蜀汉更是偏安的一朝。按照毛宗岗的意思,中国历史上没有几个朝代是正统,真正合格的只有汉朝,加上刘备的蜀汉。

《三国演义》写曹操,虽然大体上将其定格为“治国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但因为《三国演义》并非一人一时所成,材料的来源非常复杂。这些材料对曹操的看法并不一致,所以就出现了许多的矛盾。譬如写伐董之役,写官渡之战,其中的曹操基本上是正面形象。这些地方的材料主要来自《三国志》。我们读到这些地方,鄙视的是董卓,是袁绍、袁术,觉得董卓、袁绍、袁术之流都无法与曹操相比。可是,对于曹操更有大量负面的描写,来突出他的奸诈。尤其是写到曹操对拥汉派的镇压,小说更是竭力渲染,将曹操的形象抹得非常黑。伏后之死,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华歆带甲士五百人,直入后宫,在夹壁中搜出伏后,“歆亲自动手,揪后髻拖出,后曰:‘望免我一命。’歆叱曰:‘汝自见魏公诉去。’后披发跣足,二甲士推拥而出。……华歆拿伏后见操。操骂曰:‘吾以诚心待汝,汝等反欲害我耶?吾不杀汝,汝必杀我。’喝左右乱棒打死。随即入宫,将伏后所生二子皆鸩杀之。当晚,将伏完、穆顺等宗族二百馀口,皆斩于市。朝野之人,无不惊骇”(第六十六回)。这就是曹魏取天下于“孤儿寡母”之手的生动写照。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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