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思录》及其后续著述的思想史意义

严佐之   2016-05-08 09:44:15


撰文/严佐之

一 《近思录》的经典化及其续录

《近思录》在经过八百年传播的层层累积之后,最终成为代表中国古代主流学术思想的经典之一。这样一个结果,应该是主编朱熹及其合作者吕祖谦始料未及的。因为朱子当时邀约吕成公(吕祖谦谥号“成”)在建阳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编纂此书的初衷,不过是想替那些僻居穷乡而不能遍观周、张、二程诸先生之书的读书人,提供一部能比较准确、全面、系统概括四子思想,且又切近日用、便宜遵行的理学入门读本。虽说书稿十日告竣之后,他俩仍不断书信往返,商榷编例,其去取不可谓之不审,其互议不可谓之不勤,虽说朱子也自以为此录详于“义理精微”,堪称“四子之阶梯”,但《近思录》毕竟还算不上朱子最用力、最自珍的撰著,至少不能与其临终仍念念不忘的《四书章句集注》相提并论。然而,就是这么一部原初设定的学术思想普及读本,却在朱、吕身后,被后世学者一步步发掘出潜藏的巨大学术价值,一步步提升到显要的理学经典地位。这样的结果确实很有意思,而大有意思的还有那个漫长的累积过程。

回溯历史,早在朱子生前,就已有讲友刘清之字子澄者,取程门诸公之说,为之续录。及至朱子身后,《近思录》注解续补之作更是纷至竞出,弟子辈中有陈埴《杂问》、李季札《续录》、蔡模《续录》《别录》和杨伯嵒《衍注》,再传弟子有叶采《集解》、熊刚大《集解》、何基《发挥》、饶鲁《注》、黄绩《义类》,以及三传弟子程若庸《注》等。而由建安书塾刊行的无名氏《文场资用分门近思录》,则表明此书已进入当时科试举业读物之列,遂可推知其读者受众之夥。故《近思录》在南宋后期就已被视为“我宋之一经,将与四子并列,诏后学而垂无穷者”。继而蒙元之世,又有赵顺孙为之《精义》、戴亨为之《补注》、柳贯为之《广辑》、黄溍为之《广辑》等,并皆尊“《近思录》乃近世一经”。明初,永乐年间诏修《性理大全》,“其录诸儒之语,皆因《近思录》而广之”,可见此书已对国家意识形态产生不小影响。明季清初,学风蜕变,先是有高攀龙《朱子节要》、江起鹏《近思录补》、钱士升《五子近思录》等陆续问世,且大多是续补仿编之作;而易代之后,乃有王夫之著《释》、张习孔作《传》、丘锺仁撰《微旨》等,则更多反思发挥。洎此以降,终清一代,《近思录》愈发大行于世,研读成果层出不穷。据调查统计,清代《近思录》研究著述多达四十馀种。而与此同时,清人对《近思录》的评价也随之一路抬升,所谓“救正之道必从朱子求,朱子之学必于《近思录》始”,“四子、六经而外仅见此书”,“直亚于《论》《孟》《学》《庸》”云云。如上述种种典籍文献,蔚然而成大观,为便宜叙述起见,且以“《近思录》后续著述”概称之。

关于历代《近思录》后续著述的数量,据有学者统计,约有《近思录》注家三十人,续补仿编者三十四人,盖七十馀种,是其总数已多达百种以上。然窃以为仍有佚著尚未计入,总量还有继续发现、增长的可能。除此之外,《近思录》在古代朝鲜、日本也得到广泛传播,非但屡屡重刻传抄,为之注释者亦络绎不绝。据考,现存古朝鲜时代《近思录》研究著述多达八十六种,而日本学者的注释讲说著述也有近五十种。

一部学术典籍竟然获得后世如此长期恒久的关注和众多密集的研究,这样的故事,自然只有儒释道学的“核心”经典才会发生。所以梁启超、钱穆先生皆奉《近思录》为宋代理学之首选经典,以为“后人治宋代理学,无不首读《近思录》”。然而,有意义、有价值的还远不止于《近思录》本身。七八百年来广泛流布于中土、东亚的众多《近思录》后续著述,同样是一大笔值得后世珍视的思想学术史宝贵资源。

二 “续录”弥补了《近思录》无朱子思想资料的缺憾

《近思录》是由朱子编写而不是撰写,它与朱子学术思想的关系,主要在于朱子为《近思录》篇章分卷的结构设计,及其对四子语录的遴选审订,从而体现了朱子对理学早期思想体系的宏大思考和缜密建构。至于《近思录》的内容,实不能真正、完全反映朱子本人的思想,因为书中并无朱子思想数据的记录。陈来先生说“钱穆先生推荐的国学书目,《近思录》下面就接着王阳明的《传习录》,跳过了朱子,这是我不以为然的”,原因就在“《近思录》所载的是理学奠基和建立时期的四先生思想数据,其中并没有理学集大成人物朱子的思想资料”。

《近思录》无朱子思想数据之缺憾,其实是朱子后学早就深为关注的问题。如清初朱显祖就说:“自孔孟以后,历汉唐来千有馀载,始得有宋周、张、二程诸大儒,直追尧舜相传之意,其间精微广大,赖先生《近思》一录为之阶梯,俾后学得以入门,而先生在宋儒中更称集大成者,乃其生平格言实行,反未载于录内,岂非读《近思录》者之大憾也乎!”故此,按照朱子构建的理学框架来纂集朱子语录,一直是《近思录》后续著述的重头戏。不仅《近思录》“续录”大都按照《近思录》结构框架来辑集朱子之语,而且《近思录》注解也常作如此“集朱续录”,如宋杨伯嵒《衍注》、叶采《集解》,清李文照《集解》、陈沆《补注》等,其批注皆多采集朱子语录,而江永《集注》更是“取朱子之语以注朱子之书”的典型。

对于后世朱子学者在“集朱续录”这个学术议题上的执着追求,四库馆臣似乎有些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张伯行《续近思录》“因《近思录》门目,采朱子之语分隶之而各为之注”,实不足为重,因为“自宋以来,如《近思续录》《文公要语》《朱子学的》《朱子节要》《朱子近思录》之书,指不胜屈,几于人著一编,核其所载,实无大异也”。职是之故,像刘源渌《近思续录》、张伯行《续近思录》等,便只能打入存目。

三 《近思录》注解、札记及其思想学术史价值

《近思录》后续著述的另一大宗,是对《近思录》的注解诠释,包括注释集解和随笔札记等。前文曾经提及,集录朱子等历代前贤的诠释意见,是后世《近思录》注本的常态,这一点与“续录”“补录”很相似。所以很多《近思录》注家,如叶采、张伯行、茅星来、江永、李文照等,都将其注本称作“集解”或“集注”。未曾“集录”的注本,大概只有张习孔《传》、郭嵩焘《注》等少数几种。但《近思录》批注毕竟与“续录”“补录”不同,因其还无一例外地有着批注者自己的理解和诠释,差别仅在于己见的数量多少和学术特点。如叶采《集解》发表己见较多,江永《集注》发表己见较少;张伯行《集解》己见多在义理,茅星来《集注》己见多在考证,等等。

相比于“续录”“补录”,《近思录》注解者的诠释意见,以及《近思录》阅读者的随笔札记,是与《近思录》关系更为直接的学术文献。因为“续录”“补录”征引采集的绝大部分文献,其实并非作者直接针对《近思录》一书阐发的思想观点,也不真是他们阅读《近思录》之后生发的心得体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近思录》后续著述中的注解诠释之作,应该更能体现《近思录》传播、阅读、接受的意义。

《近思录》注解和札记的撰著者,在学术地位和影响上,与前述诸多“续录”“补录”收入的那些人物,总体存在较大“层次级差”。但凡被“续录”“补录”收入的诠释者,几乎都是历代程朱学派的领袖、主将,或宗朱一派学者的代表人物。所以,通过各种“续录”“补录”(包括注释集解中的“集录”部分)贯串起来的,或许可以视作一部反映历代朱子学者“精英”学术思想的《近思录》诠释史。这固然是《近思录》后续著述之学术思想史价值的重要所在。但《近思录》不过是一部普及性的理学初级读本,它在一般读者中如何传播?又曾激起怎样的思想反响?其实也很有探究的意义。然而这却是“续录”“补录”所不能提供和反映的。而反观《近思录》的历代注家和札记撰者,除朱子高徒陈埴、清初名儒张伯行、乾嘉学者汪绂之外,虽也有王夫之、江永、魏源、郭嵩焘等几位声名卓著的人物,但王夫之继承的是张载一脉,江永擅于经史考据而非义理发挥,而魏、郭二人在晚清宗朱学者中也不是主流。至于其他撰著者,如宋代的叶采、杨伯嵒,清代的张习孔、茅星来、李文照、陈沆、李元湘、陈阶、徐学熙等,似乎都算不上伊洛闽学源流脉络中的顶尖学者、代表人物。但正是这样一种“非典型”的学术层级差异,使我们得以了解《近思录》在一般宗朱学者阅读过程中的思想反馈,从而与“续录”“补录”互为补充,体现出面向更为宽阔的《近思录》思想学术史意义。

为《近思录》作注解、写札记最多的是有清一代的朱子学者。而由前述可知,“续录”“补录”采录的主要对象是宋元明三朝的著名程朱学者,唯一“补录”清代朱子学者语录的,只有晚至清光绪末才问世的吕永辉《国朝近思录》一种,而且仅仅集录了清初二陆、二张四先生之言,其代表性相当有限。因此,诸多清代学者的《近思录》批注和随笔札记,正可弥补历代“续录”“补录”在反映清代朱子学史方面的文献缺陷。这里且举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例证:郭嵩焘《近思录注》。

稍晚于魏源不久的郭嵩焘,这位清廷首任驻英法使节、近代“洋务运动”干将,在写下《使西纪程》的同时,也留下他多年阅读《近思录》的心得体会。郭氏于《近思录》一书,前后“浏览所及四十馀年”,其最初的阅读研习,宜在咸丰八九年间,其时理解尚浅;及同治七年,获友人赠寄江氏《集注》本,遂“敬读二过,颇有发明”;而在此后“十馀年”中,他曾“前后四次加注,参差异同,随就所见为言”,并于光绪十年春终成其书。值得注意的是,在从同治七年到光绪十年为《近思录》“前后四次加注”的“十馀年”间,正是他历经罢官归隐、出使英法、海外召回、二度贬黜这段跌宕起伏的仕宦岁月。也就是说,无论在野在朝、海外海内,郭嵩焘的案头书架,都有《近思录》的存在。这就让人想到一个问题,一般总说理学是保守的,是政治改良、社会革命的思想阻碍。按此推论,思想“与时俱进”、政治理念“开放”的郭嵩焘,如此热衷《近思录》这部理学入门读物,似乎有悖常理,那些唾弃他的守旧儒臣,才该是《近思录》的拥趸。其实,读不读《近思录》与一个人的政治理念没有太多关系。比如清初“明遗民”王夫之、张履祥、吕留良和“儒臣”孙承泽、张习孔、张伯行,都曾注释、仿编或刊刻过《近思录》,但前三人与后三人对待清廷的态度就截然不同。那么郭嵩焘呢?据其自述:“深味《近思录》所以分章之义,尽看得大,所录四子之言,亦多是从大处说,而于一言一动之微,依然条理完密,无稍宽假。是以流行七八百年奉此书为入德之门,而体例之博大,记录之精审,尚亦非浅学者所能窥见也。”如此看来,他是把《近思录》作为自我修养的经典来捧读的。那么他十馀年间四次批注《近思录》是否有为推动改革提供思想资源的考虑呢?那就须对其诠释作深入分析后才能给出答案了。

与《近思录》这部理学入门读物经典化历史过程同步,产生了一大批续补仿编、注释集解、阅读札记等《近思录》后续著述。这批由历代朱子学者编纂撰著的理学文献,无不遵循《近思录》架构的理学体系,针对《近思录》提出的理学思想,“一脉相承”“与时俱进”地补充相关思想学术资料,阐发个人的理解和见解,从而徐徐展开一幅七百年理学思想史的学术长卷。我们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串起七百年理学史的经典”,就是这部朱子《近思录》。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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