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君者冒功,忠言者落职

撰文/眭达明   2016-05-08 09:40:25


撰文/眭达明

(一)

汉献帝建安十六年(211)七月,曹操率部队西征韩遂、马超,留曹丕守邺,国渊为居府长史。次年正月,河间(今河北献县东南)田银、苏伯等人趁机煽动幽、冀等地民众造反,曹丕下令将军贾信将其镇压。国渊撰写这次战争的破敌文书时,没有按照以往惯例“以一为十”上报歼敌人数,而是“皆如其实数 ”,也就是如实记载。曹操西征回来,看到这份文书,便感到奇怪,问国渊为什么不扩大十倍上报战功?国渊回答说:“征讨外寇时,扩大十倍计算歼敌数字,是为了宣扬武功,鼓动群众,扩大政治影响,但这回镇压的是内贼,所以不宜夸大。为什么呢?因为内贼越多,越证明内政不善,人心思叛。所以这次战争虽然取得了胜利,我却认为是一种耻辱。”曹操听了,十分高兴(参《三国志·魏书·国渊传》)。

这段史实,披露了我国古代破敌文告中的一个秘密:战争中歼敌数字的记载不仅颇有夸大,而且这种夸大不是一倍两倍,而是上十倍。

当然也不是每份破敌文告中的歼敌数字都有夸大,如国渊撰写的这份文告,数字记载就真实可信,这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

古人在破敌文告中做这种小小的手脚,自然是出于宣传策略上的考虑。在他们看来,这样做是很有宣传效果的,对自己是极为有利的,因而是十分必要的。谁知这样一来却深误了后人,因为后人不清楚先前有这种“以一为十”的惯例,在编写史书时,便据以为实,着实误人不小。

“以一为十”的数字被记入史书的实例,《三国志》里就能找出许多。有名的官渡之战曹军“杀绍卒凡八万人”的记载,裴松之在注中就指出“非实录也”。魏文帝曹丕时,张既平定凉州胡人,“大破之,斩首获生以万数 ”。但参加这次战斗的胡人骑兵总共才五千人左右,即使一个不漏全歼了,也不可能“以万数 ”,这个“万”应改为“千”才符合事实。

历史学家吴晗在《灯下集·古代的战争》中说:“报功和发表战绩时也照例要夸大一番,以一为十,例如杀敌百人,露布上必定要写千人之类。”这说明,“以一为十”这种惯例,不但三国时期有,而且在古代各朝的破敌文告中都普遍存在,这样的数字被写进史书真不知有多少。

如据《资治通鉴》卷一四七记载:梁天监十年(511)三月,梁朝的琅邪民王万寿杀东莞、琅邪太守,以朐山降魏。同年十二月,梁朝振远将军马仙 ,青、冀二州刺史张稷等击走魏军,收复朐山。这一仗,《梁书·武帝本纪》云:“斩馘十馀万。”魏军主将、徐州刺史卢旭在给魏国皇帝的表文中却说:“此兵九千,贼众四万,求益兵六千。”魏国皇帝派了四千兵力支援卢旭。此役魏军投入兵力总共才一万三千人,哪有十馀万?何况这一仗并未全歼魏军,而是“魏军免者什一二”。由此推之,魏军实际上只损失一万馀余人,《梁书》记载的“斩馘十馀万”,显然是“以一为十”,夸大十倍计算出来的。

(二)

古人在破敌文告中“以一为十”虚报数字,有的固然是出于宣传策略上的考虑,但写作公文报喜不报忧、虚报浮夸的最普遍动机,还是为了邀功请赏,这才是造假者最根本、最主要的目的。发生在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的“樊城功赏”事件,就完全能够证明这一点。

这一年秋天,金国主完颜亮率领号称六十万大军的兵马分四路南侵,南宋布置在淮东和淮西的军队都不战而溃,撤退到江南。十月中旬,金军侵逼樊城,都统制吴拱奉命镇守襄阳。前一天晚上,有三个当地百姓爬城进入襄阳,告知金军即将到来,吴拱不把它放在心上,未做守御的准备。第二天,金国三千骑兵突然进逼樊城,准备夺取浮桥,直逼城下。自从两国订立和约以来,樊城的城墙没有维修过,如今多处缺坏。副将翟贵、部将王进率兵戍守在这里。统制官张顺通带一百骑兵巡逻,与金兵遭遇,战斗打响。翟贵、王进领兵出战。吴拱登上城头,陆续调出军队阻击敌人。敌人稍微后撤。金军第三次退到一处竹林附近,铁骑突然出击,追赶的宋军吃了败仗,翟贵、王进二将战死,士兵有一半人被淹死。到夜晚,金兵退走。

战斗结束后,吴拱向朝廷写报告,按大获全胜奏报。武功大夫张平未曾领兵出战,也以所谓的“奇功”奏报,结果被提升为中卫大夫。对这场丑剧,军中称之为“樊城功赏”(参《续资治通鉴》卷一三五)。

“樊城功赏”虽说臭名昭著,其实只是当时众多谎报事件中最为寻常的一例,因为向朝廷打假报告的人多得很。史书上说,各处派来向宋高宗驻地报捷的人络绎不绝,百姓却说:“每天都听到报捷的消息当然值得高兴,但是每次报捷的战场都比上次更近了,也值得担忧。”说明宋军在节节败退,这些捷报都是假的。在说假话、报假信息成了普遍现象的时候,吴拱谎报战绩也就实属必然。吴拱之所以被当做谎报战绩的典型受到舆论讥嘲,关键是他谎报得太离奇了,一个并没有参战的人都以所谓的“奇功”获得升迁,这种类似天方夜谭式的笑话自然会被流传开来,从而受到人们的谴责。如果不是这一点,吴拱什么事都不会有。

(三)

说“樊城功赏”只是南宋绍兴年间一次很普通的谎报军功事件,还因为古代比它更使人气愤的谎报事件不知有多少。如明神宗年间东征援朝过程中发生的一系列谎报军功事件,就属这一类。

万历二十年(1597)五月,日本发动了第二次对朝战争,并以优势兵力很快攻破朝鲜闲山、南原等地,明朝辽东援军三千全部被歼。到当年十二月,明朝军队虽然取得了蔚山战役这一小小胜利,但不久就被日军援兵包围于岛山,明朝主将杨镐率先逃跑,所部顿时溃败,士卒死伤达二万人,辎重大批丢失。遭此一败,明朝军队完全丧失斗志,于是退守王京(今首尔),朝鲜战争从此陷入相持局面。第二年七月,日本的实际统治者丰臣秀吉死去,日军士气低落,阵脚大乱,明军乘机邀击,日军无心恋战,纷纷渡海东归,朝鲜战火才渐渐熄灭。丰臣秀吉如果不死,战争肯定要旷日持久进行下去,他的死,是这场战争结束的根本原因。

朝鲜战争虽是丰臣秀吉的死去才结束,但在战争进行中,明朝军队多次向朝廷谎报战绩,并压制打击如实反映情况的人。

日军攻破闲山、南原后,明朝提督麻贵派兵守卫稷山,日军退驻井邑,麻贵便乘机奏报青山、稷山大捷。海防使萧应宫揭露说:“倭寇是自己退兵的,在青山、稷山并未接触作战,怎么谈得上报功!”麻贵的上级杨镐和邢 看了萧应宫的检举信后,竟然十分气愤,弹劾萧应宫并将他逮捕。

岛山败绩后,明军全部撤回王京,当时各营统计伤亡名单,士卒死伤接近二万,经略朝鲜事务的杨镐大怒,压住报告不上奏朝廷,只称死伤百馀人。在总督邢玠的支持下,反而打假报告向朝廷请功。赞画主事丁应泰上疏揭露战败的实情,朝廷才将杨镐撤职查办。

万世德接替杨镐经略朝鲜事务,畏敌不敢向前。日军渡海东归后,他却会同邢 向朝廷报捷,结果,麻贵、邢 、万世德等受到奖赏,杨镐也官复原职。督学御史李尧明向明神宗飞报奏疏,报告他们虚报战绩的情况,明神宗居然十分不高兴,把李尧明的奏疏扔在几案之上。而一直在辽东前线编制战况册籍,又亲自到蔚州、南原、稷山等地查核各路战败情况并据实写出报告的给事中徐观澜,最后被勒令“回籍养病 ”。丁应泰也被邢 弹劾,最后受到撤职处分。总之,说实话的没有一个得到好报。

这一系列“欺君者冒功,忠言者落职”的事例,不是比“樊城功赏”更使人气愤和不可理喻吗?(《明通鉴》卷七一至七二)

(四)

由此可知,打假报告、报假信息的做法在我国之所以源远流长,后继有人并不断“发扬光大”,其中原因固然是谎报者可以得到实际好处,更主要的还是上至皇帝的上层领导喜欢听假话,以便张扬政绩,自我安慰和陶醉。在此方面,杨镐、邢 以及明神宗的表现可以说一目了然,而宋高宗每天接到那么多假捷报,居然一概笑纳,毫不计较,甚至对“樊城功赏”这种被传得纷纷扬扬的谎报事件都不做任何处理,其用心不是昭然若揭吗?!

上一篇回2015年6月第6期目录 下一篇 (方向键翻页,回车键返回目录)加入书签

© 2016 毕业论文网 > 欺君者冒功,忠言者落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