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学”的气象与格局

撰文/孙少华   2016-05-08 09:40:18


撰文/孙少华

据陈垣先生《元西域人华化考》考证,古代西域不同宗教世家或周边不同国家和地区中,学习儒学与汉语诗文者,皆为数不少。基督教世家中的中国诗人马润、马祖常、马世德和雅琥,回教中的中国诗人萨都剌、鲁至道、买闾,以及波斯人李珣、大食国人赡思、葛逻禄人乃贤等,都是古代非常有名的汉语诗文创作者。这说明,古代中国各民族之间以及中国与周围的国家和地区之间,有着密切的文学联系。“中华文学”很早就展现出各民族文学交流、融合的特征。针对贯云石、薛昂夫的散曲成就,罗忼烈先生就曾满怀深情地指出:“维吾尔兄弟民族,很早以来就和汉族天下一家。时代愈后,结合愈凝固,终于成为牢不可破的整体。贯云石、薛昂夫的出身、生活、交游和文学创作等等,就是直接的、铁一般的历史见证之一。”(《维吾尔兄弟民族的两位元曲家》,《两小山斋论文集》,中华书局,1982,233页)这是“中华文学”视野中的较早研究与论断。

古代中国各族诗人,不仅对传播汉语诗歌具有重要贡献,而且很容易将汉语诗歌的审美标准与写作技巧引入本民族文学创作,从而推动“中华文学”的融合与发展。中国古代各民族文学中,含有大量互相影响、交流、融合的元素,汉族文学题材可以影响到其他民族的文学。例如南诏时代(738-937),很多汉族民间故事如《孟姜女哭夫 》《姜太公钓鱼 》《诸葛亮 》《梁山伯与祝英台》等,相继传入白族聚居区,并被改造为白族的语言和演唱形式(《白族文学史(初稿)》,云南人民出版社,1960,143-145页);同时,古代中国其他民族文学中,也产生了大量用本民族语言撰写的作品,对汉族地区甚至对周边国家和地区都有重要文学影响。例如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 》,被称为中国三大英雄史诗,是中华文学中的珍奇瑰宝。尤其是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不仅在藏族地区流传,在中国的汉族、蒙古族、土族地区,甚至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如俄罗斯、蒙古、不丹、锡金等地,都有流传(《中国民族民间文学》,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778页)。这体现了“中华文学”的接受与传播,既具有地区性色彩,也具有世界性特征。除此之外,中国古代各民族中,大多数保存有英雄史诗、创世神话传说或民族历史传说,其中表达的思想感情,基本上反映了中国古代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景。元朝后期藏族学者索南坚赞的《西藏王统记 》,以文学的笔法记载了吐蕃的历史。其中的如来、观世音、神猴、罗刹女魔形象,对古代汉族文化与文学的影响值得注意。另外,维吾尔族长诗《福乐智慧》也是著名的叙事长诗,据说与唐太宗《帝范》的思想相通。这些作品体现出来的审美情趣、价值观念、思想主旨,皆与中原地区的文化、文学息息相关。我们可能很难考证某些文学元素的具体渊源,但足可说明,“中华文学”是中国古代各民族之间长期交流的产物。

河西走廊是中华文学交流、产生的重要历史见证。秦汉时期,河西走廊就成为中国与西域各国交往的重要通道,承载着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任务。西域多姿多彩的文化思想通过河西走廊传入中原,而中原丰富的文化与文学思想也通过这里传入西域,其中就孕育着中华各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进行文学创作的萌芽。两汉时期,佛教、道教的文化元素已出现在河西走廊上。后世汉语小说、戏曲很多素材,也与河西走廊传入的西域文化不无关系。可以说,河西走廊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与军事意义,同时对中国文学、文化的传播具有无与伦比的地位(参孙少华《秦汉河西走廊的文化学术交流及其文学影响》,《齐鲁学刊》2009 年第5 期)。这对于促进“中华文学”的生成、传播,具有重要作用。

如果从更广阔的地理空间俯瞰,我们会发现,“中华文学”其实是中原地区汉族文学与周边其他各民族、各地区文学互相影响、互相交流、互相融合的“合力”作用下的结果。其他民族的文学写本,有的会同时使用本民族和其他民族的文字进行书写。例如,“回鹘文本”偶尔就使用汉文、叙利亚文、藏文书写;回鹘墓志铭的形制、书写格式,则采用了中国内地的样式,且石碑在龟背上,顶端有石雕盘龙(参葛玛丽著、刘照雄译《文字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研究室、中国民族语言学会秘书处编《阿尔泰语文学论文选译(续集)》,1982,99页)。其他国家或民族的语言文字,也会进入汉语文学的书写系统。庾信《哀江南赋 》“河南有胡书之碣”,此“胡书”虽然有粟特文、梵文、胡昭书、科斗书、鲜卑文等不同说法(参尹冬民《庾信〈哀江南赋〉“胡书”新证》,《文学遗产》2011年第4 期),但说明中原汉族人墓碑上也出现了其他民族的文字。这种深层次的语言文字交流,对“中华文学”的汇融、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中华文学”,应该是既包括汉族作家的文学创造,也包括古代中国其他各民族作家使用汉语和本民族语言的文学创作,同时还离不开周边国家和地区相关作家积极参与的一个文学“凝聚体”。各方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对“中华文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文学首先是中国的、民族的,同时也是地区的、世界的,属于人类文明的共同精神财富。这是一种文学“合力”。这种“合力”,体现出来的是多民族、多地区文学、历史、文化、宗教、哲学的互相交流、融合与和谐共生。以往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往往以汉族文学为主流,将其他民族的文学归入“民族文学”的范畴,割裂了“中华文学”的血脉联系。研究者也往往重视汉族文学生成之后的传播与影响,对其他民族文学对汉族文学的“反哺”作用关注不够,对“中华文学”生成之际各种思想的交锋、交流、汇融乃至“百川归海”的演变过程展示不多。而这,恰恰是“中华文学”的精髓所在。我们讲“中华文学”,不仅需要讲它自身如何生成与演变、如何接受与传播,还要讲它如何吸收外来文化、如何汇聚中华各民族文学中的优秀传统,“海纳百川”式地最终汇融为“中华文学”,并如何对世界文学、人类文明做出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文学”这一概念,已经具有了“世界气象”。

以上事实,使得我们可以更为深入、全面地了解中华文学的本质与魅力:一方面,我们看到了中华各民族与外国诗文家对中华文学的欣赏、喜爱、模仿和创作;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中华文学的世界格局:环绕中国的东亚、南亚、西亚、东欧、南俄等国家或地区的作家,或者受到了中华文学的影响,或者积极参与到中华文学的创作中来,形成了以“中华文学”为核心的“文明圈”和“文化带”。从“中华文学”的视角看,这表现为两个“主动”:第一,中华文学主动地向外辐射与影响,同时积极吸取外部世界的优秀元素;第二,外部世界对中华文学主动地学习与接受,同时不断向中华文学输入新鲜血液。这两个“主动”,决定了“中华文学”的气象和格局是面向世界的,而非仅仅局限于中国大陆甚至中原地区一隅。这也就从本质上决定了“中华文学”的“气象”与“格局”,是博大的、无所不包的。无论针对哪个国家或地区,“中华文学”都毫无保留地、非常自信地向其展示自己的魅力,允许并接受各种人员成为“中华文学”的学习者、接受者、模拟者与创造者;而对于外来文学、文化、文明中的优秀元素——无论是来自欧洲还是亚洲——“中华文学”都毫不迟疑地予以吸收、接受、消化甚至再创造。这是中华文学乃至中华文明绵延几千年而不绝的主要原因。

我们之所以称“中华文学”具有“世界气象与格局”,是有历史根据的。两汉时期的河西走廊上,已经出现了中华民族与欧洲、非洲各民族进行文化交流的迹象。先秦时期流传的西王母传说,就被认为发源于地中海沿岸。《史记 》记载西王母传说在条枝,即今伊拉克境内;《后汉书·西域传》却说在大秦(当时已经是横跨亚、欧、非的强盛帝国),大致相当于古罗马与小亚细亚一带。“海上丝绸之路”上,东非海岸也曾发现中国宋代的瓷器。这种商业活动背后,往往有或多或少的文化、文学交流。这说明,中华文学与欧洲、非洲可能很早就发生了联系。有的学者研究,《山海经 》的某些记载,非常符合美洲的地理风貌。“殷人东渡”虽然只是一个历史假说,但说明还是有一些研究者认同古代中国与美洲可能很早就存在文化交流的说法。明代利玛窦绘制的中文《坤舆万国全图》,已经明确标出了五大洲的名称。这反映了古代中国对世界的早期的科学认识。这种具有现代意义的世界观、文化观,对促进“中华文学”的深度转化和更新,无疑具有重要作用。可以说,无论是对内吸收,还是向外辐射,“中华文学”很早就具有了世界视野。

中华文学要继续保持这种面向世界的“气象与格局”,必须重视与世界文学的积极交流,并使之在国家的经济、文化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商业活动曾经非常发达,但随之而来的文学、文化交流,则成为后来人民生活的主流。当时的商业活动已经化为历史烟云,而随着“丝绸之路”输入的文化与文学因子,今天仍然存在,并继续发挥着文化遗产的精神交流作用。文学是“软实力”的重要表现,中华文学也不例外,应该在当前的“一带一路”建设中承担一份责任。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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