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人的归宿:从屈原到陶渊明

撰文/于翠玲   2016-05-08 09:40:08


撰文/于翠玲

当屈原以身殉志、投入汨罗江时,绝对无法想到:那一时激起的波浪会在历代文人心中产生久远难平的震荡。如果说两汉时期,文人们还在争论着屈原的归宿到底有无意义?那么,到了晋、宋易代之际,当采菊东篱、悠然自得的贫士陶渊明,以自作挽辞、平淡而终的形象,向人们昭示了一条田园隐居的生活道路之后,屈原与陶渊明,便作为两种不同的人生归宿的象征,成为历代文人经常加以比较的对象。这正像失意的元代文人所感慨的:“试问屈原醒,争似渊明醉?早寻个稳便处闲坐地。”(钟嗣成《双调·清江引》)从屈原到陶渊明的古代文人文化心理的发展轨迹,仔细寻觅是颇有意味的。

其实,陶渊明与屈原在精神脉络上是息息相通的。屈原所以悲愤绝望,在于对“天道”的根本怀疑。儒、道两家学说都相信存在着公正的“天道”,这是贤士进德修业、完善自我的内在动力。老子说过:“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屈原也相信过“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楚辞·离骚》)如果天道是公正辅善的,为什么存在着贤士不遇的社会现实呢?这在当时是一个解不开的“绳结”。屈原在《天问》中已经提出了疑问:“天命反侧,何罚何佑?齐桓九会,卒然身杀。”十分同情屈原的司马迁曾在《史记》中对仁德高洁的人士往往穷饿而死的现象表示:“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史记·伯夷列传》)陶渊明在《感士不遇赋》中也为屈原《离骚》所抒发的悲哀情感而共鸣,并顺着司马迁的思路,指斥“天道”“报德”之说的虚妄。因此,论诗人“不平则鸣”、诗歌“穷而后工”,也成为一种文学尺度。

尽管屈原和陶渊明都认识到:并不存在一个公正无私的“天道”,可以辅助人们实现道德完善的人格,但他们依旧执著于这一人格理想。所不同的是,屈原一心想通过楚王实现美政,建立功业,终于无路可走;陶渊明却在自我修善、自我肯定的同时,将并不公正的外在功名、社会承认看得轻如浮云、毫无意义了。因此陶渊明特别强调自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他坦诚地表示:自己任彭泽县令只是为了口腹的需要,一旦不堪忍受“违己”适俗的生活,就毅然辞官归去。于是他开始在方宅、草屋、田园中,种豆、采菊、饮酒、读书,品味着平淡自然的生活情趣,吟诵着“心远地自偏”“悠然见南山”的美妙诗句,做一个固穷守节又自得其乐的贫士。

从屈原到陶渊明,这恰恰说明了一种基于文化选择的心路历程:在传统社会中,失意于仕途、困惑于人生的文人,从无路可走转变为有路可走,而且选择了自得其乐的道路。陶渊明的归去,正是古代文人在人格理想与社会现实相冲突时,所能够选择和把握的自我调适、内心平衡的一种途径,其实也是一种矢志坚守、出入有度的人生信念。尽管如鲁迅先生所言:陶渊明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然而他更为后代文人所接受和认同的恰恰是悠然自得的一面。自从有了陶渊明作为典范,悲愤无奈的文人便有了“柳暗花明”的转机,纷纷以追和陶诗的形式,表达“归去来”的想法。例如宋代大诗人苏轼在厌倦了官场风波之后,幡然醒悟自己“深愧渊明”,不知“早悟”而归。陶渊明那种身居草屋却自得其乐的“心远”境界,更被苏轼的诗文发挥到无往而不适意、无往而不逍遥的境地。对这种“心远”境界,鲁迅先生描写得很生动:陶渊明“非常之穷,而心里很平静”,“他穷到衣服也破烂不堪,而还在东篱下采菊,偶然抬起头来,悠然的见了南山,这是何等自然”(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朱光潜先生也指出:陶渊明“胸中自有无限,所以不拘泥于一切迹象”,他“不但诗里,而且生活里”都“达到了最高的禅境 ”(朱光潜《谈陶渊明馀魏晋风流的不同》)。就是说,那是一种文化积淀深厚的精神“田园”,是一种人的内心可以领悟的审美境界。

时至当今,在纷纷扰扰的现实世界中,文人们也会感受到被外在诸多因素所牵制而身不由己的困境,更加渴望获得一种使自我回归、精神自在的支撑力量。于是,陶渊明笔下令人“心远”之境界,就会自然而然地浮现在眼前,无论是花鸟、诗文,还是山水、田园,所有平淡自然的生活,都变得生机盎然、充满情趣,值得细细品味了。那么,值得追问的是,悠然自得的陶渊明为什么能在文人心目中有如此深远的影响呢?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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