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学”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及其文化基础

撰文/韩高年   2016-05-10 18:10:08


撰文/韩高年

在世纪之交的1997年至 2011年的十五年间,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在总结反思此前中国文学研究得失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华文学”的概念,并组织专家团队编写出版了十卷本的《中华文学通史 》,对“中华文学”的形成及发展历程进行了多角度、立体化的梳理与呈现。今年 3月16日,由著名文学史家刘跃进教授发起、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承办的“中华文学的发展、融合及其相关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与会学者对中华文学的内涵外延,及其在历代的发展融合等重要学术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会议的成果对打破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旧有格局、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笔者有感于此,欲就“中华文学”的概念和它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及其文化基础谈谈自己的浅见,以就正于学界。

一 “中华文学”概念最切合古代文学的“多元一体”特征

在笔者看来,与“中国文学”“汉文学”“华语文学”等以往对于中华民族文学的指称相比,“中华文学”概念不仅在内涵上更切合中华民族文学时间的久远性、空间的广阔性、创作主体的多民族性以及语言形式的多样性,而且在外延上也更具包容性。

“中华”比“中国”更具涵盖力和开放性,“中国”一词最初见于周成王时代铜器何尊铭文,其义为“帝王所都”;此后则指“中土”,与“四方”“四夷”相对。如《诗经·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孟子·梁惠王上 》:“莅中国,而抚四夷也。”都是将“中国”视为与“四方”“四夷”相对的地理空间。而“中华”(或称“华”“诸华”)则兼地理空间、民族与文化而言之。如《左传·襄公十四年》载西戎之杰出者戎子驹支说:“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可见“诸戎”与“华”的不同,既有地域、民族方面的,但主要是文化方面的不同。《左传·昭公十年》又载楚国大夫子西之语曰:“吴,周之胄裔也,而弃在海滨,不与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诸华。”是说吴国本出自中国之姬姓,然而流在东南,沦为蛮夷,至春秋在文化诸方面认同姬姓文化,才又“回归”中华(“比于诸华”)。

关于“中华”与“中国”之区别,章太炎先生曾有精辟的概括:“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之远近也。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即此以言,则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 》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宋齐,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有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称中华如故。以此推知,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可决知也。”(《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一)他认为,“中华”虽最初也有地域、民族上的内涵,但主要还是以文化而言,无论中国或四夷,只要认同华夏文化者,均属中华,因此“中华”实际上是一个具有动态性和历时性的概念,用太炎先生的话说,就是“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

这样看来,“中华文学”的提法显然在历史的涵纳性方面更为符合中华文学发展的实际。有的学者也以“汉文学”“华语文学”代指中国文学或海外汉语文学,这两个概念的局限性显而易见,不必特别说明。

此外,“中华文学”概念的提出,更深层的意义应当还在于面对当今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民族文学研究学术方法的创新,以及对过去的一个世纪以来古代文学研究界关于中华民族文学研究范式转型的引领作用。在这种新的学术理念的引领下,传统研究中的一些偏颇有可能得到纠正,一些无法解决的难题有可能获得解决的途径。

举例来说,过去学者争论颇多的中国文学史上有无“史诗”的问题,如果在“中华文学”概念所指的研究思路下即可得到完满的解决。黑格尔认为中国上古时代不存在《荷马史诗》那样的叙事作品,中国学者持不同意见者举出《诗经 》周族史诗反驳其说,赞同者则从汉语特点不适宜长篇史诗产生的角度出发证明黑格尔的观点。如果先悬置这一问题,将考察的范围扩展至汉民族以外的口传文学,则很容易发现如藏族《格萨尔王传》、蒙古族《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 》等长篇史诗。这样,黑格尔结论的不可信便显而易见了。关于这个问题,笔者曾有专文讨论,可参看(《祀谱、世系与史诗——对〈诗经〉“史诗 ”诗体源流及演述方式、文化场域的考察》,《文史哲》2010 年第2 期)。这类例子甚多,不繁举。

由此可见,“中华文学”的概念是最能揭示古代文学多地域、多民族融合共存、发展的“多元一体”特点,作为方法论,“中华文学”的视野又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一些文学史研究中的难题,推进和深化文学史的研究。

二 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学”形成于春秋

“中华文学”多样性与统一性相结合的本质样态和“多元一体”的格局形成已久,只是过去限于学术观念和研究思路而未能充分展现其生成、融合、发展的壮阔景象而已。

就典籍所载考之,传说时代虽已有统一于炎黄部族之下的众多部族并立的文化景象,但其时文学萌而未发,仅从其时流传至后世之神话与歌谣可见其“多样性”与“多元性”,但尚难窥见其“一体性”;夏、商、西周三代,已经形成政治一统的早期分封制国家形态,文明的演进也达到相当的高度。此时诗歌的创作在宗教祭祀和朝廷礼仪之需的刺激下在“言志”和“抒情”两个路径上都有了相当充分的发展。《周易》《吕氏春秋·古乐》《周礼 》《庄子》《诗经 》等典籍所著录的“六代乐”、礼仪颂歌及简短但具体创作时间、本事都无法确定的抒情歌谣,还保留了其口语诗歌的丰富样态。散文方面,甲骨卜辞、青铜器铭文等书面体和见于《尚书》的夏、商、周行政中所产生的誓、命、训、诰等口语体,也显示了古代散文辞尚体要、语简言文的基本特点。尤其到了西周时代,周公“制礼作乐”,礼乐文章,彬彬大盛;尚文之风,远播四裔。孔子曾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尽管如此,因为缺少书面形态的文学经典的支撑,中华文学仍处在发展融合阶段,仍未形成“多元一体”的格局。这种格局的形成,还要到春秋时期。

春秋文学上承三代“文章官守”传统,完成了文章创作由宗教化向人文性的转变,同时下启战国“私人撰著”“文体大备”的局面。当时不仅文章数量众多、文类丰富、文体成熟,且已出现丰富的文章文体专论。因此,郭沫若称之为古代文学史上的“五四”时期(《古代的“五四运动”——论古代文学》,收于《豕蹄内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从空间上观察,春秋时鲁、齐、晋、郑、楚、吴、越、秦等地区的地域性的文学创作在接受周文化传统的前提下,也充分展现了其活力。如地处西北的嬴秦民族本与戎狄诸族杂居,不与中原同风,由于受周文化影响,不仅在春秋伊始“初设史官”,并且用周人之礼乐制度。在文学上,则产生了堪与中原各国比肩的、体类《诗经 》的《石鼓诗》,创作出了情调浪漫的《蒹葭 》这样的诗篇,以及在遣辞造句和用韵方面都与中原各国毫无二致的《秦公钟铭》等经典之作。

春秋时代尊礼重文之风盛行,于朝聘会盟之际,赋诗言志,歌诗观志,引诗足志,成为上层社会的好尚和君子风雅的标志。吴公子季札,适鲁观乐,对十五国风逐一发表评论,指出其地域性特点。其于周人礼乐制度及诗学的谙熟令人击节叹赏。戎子驹支,为晋人所执,陈辞以对范宣子,并赋《诗经·小雅·青蝇 》而退,显示戎族对中原文化与文学的认同。凡此种种,表明在春秋时代,人不分南北,地不论东西,都对《诗经 》及赋诗言志、聘问专对等文学经典及文学风尚表现出认同。

三 “中华文学”形成的基础是春秋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出现

钱穆曾说:“欲求了解某一民族之文学特征,必于其文化之全体系中求之。”(《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中华文学”基本格局的形成,是以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为基础的。周室东迁以后,实力衰弱,诸侯代兴,力主尊王攘夷。政治格局的变化使周文化与列国地域文化之间的交流态势发生重大转变:前此主要由周天子向各地区推行周礼“教化”,现在则是地域文化蓬勃发展,与周文化形成双向交流、多元并存、融合为一的态势。

春秋时中华文化元典的生成促使民族精神的确立,这是“多元”归于“一体”的重要标志。笔者曾撰《春秋卿大夫的文献整理及其文化意义——从元典生成看民族精神的确立 》(《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9 年第3 期)一文,从文献典籍整理和“元典”生成的角度印证,春秋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轴心期,也是民族精神和文学传统的形成期。冯天瑜认为春秋时期是中华“元典”的生成时期,而元典则是民族精神的载体(《中华元典精神》,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71页)。出于借鉴历史、讽谏等现实政治需要,全面整理前代遗文坠典,成为一种时代风气。

以《诗》《书》《礼 》《易》《春秋 》为代表的文化元典在此时被整理和编辑成书,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这为地域性、民族性的多元格局保持其趋于“一体”的认同提供了最佳的途径。举例来说,中华民族尊礼重信,尊礼就是认同的表现,而礼经的编成则为认同“礼”提供了前提。从《左传》《国语》记载看,春秋时礼书已经编辑成篇。这些关于礼仪的篇章,正是号称中华礼乐文化基石的《仪礼 》的前身。据《左传·文公六年》载:秋,鲁大夫季孙行父将聘于晋,使从者查检有关丧礼仪节之文献。这一事件表明当时已经存在编辑成篇的礼书。不仅鲁国,邾、楚、吴、越、秦等国也用周礼,这些都表明春秋时代在文化上已经真正形成“多元一体”的格局。

钱穆先生曾说,春秋时“中国文学之风土情味日以消失,而大通之气度日以长成。虽亦时有新分子渗入,如汉、淮、江海之交,所谓楚辞吴歌,此乃十五国风所未收,而战国以下崛起称盛。然骚赋之于雅诗,早自会通而趋一流。故楚辞以地方性始,而不以地方性终,乃以新的地方风味与地方色彩融入传统文学之全体而益增其美富”(《中国民族之文字与文学》)。钱氏这段话,是在通观中国文化演进的基础上,对春秋时代文学开放性的“多元一体”格局及其演进模式的概括。这一概括的微言大义与“中华文学”所昭示的文学史研究学术理念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其实,钱氏所说的“会通而趋于一流”的演进模式不仅适用于“中华文学”发展的初期,也适用于之后的各个历史阶段。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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