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述学文体初探

2016-05-08 09:37:17

撰文/侯晓晨

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成书于1913年,它是我国第一部戏曲史论著,以宋元戏曲为主要研究对象,较为系统地论述了中国戏曲的起源、形成与发展,“是以近代史学方法与传统朴学精神相结合研究戏曲史的开创性之作”(叶长海《中国戏曲史的开山之作——读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戏剧艺术》1999年第1期)。目前,学术界对《宋元戏曲史》的研究,主要偏重于探讨王国维的曲学思想和治学方法,但尚未对该书有别于中国传统学术著作的文体形式进行深入的分析。因此,有必要结合陈平原先生提出的“述学文体”这一概念,对其进行全新的考察。

一 以历时叙述为框架,以史料考证为肌理:《宋元戏曲史》的书写方式

《宋元戏曲史》共有十六章,除最后一章为“馀论”外,第一章至第十五章的标题分别为:“上古至五代之戏剧”、“宋之滑稽戏”、“宋之小说杂戏”、“宋之乐曲”、“宋官本杂剧段数”、“金院本名目”、“古剧之结构”、“元杂剧之渊源”、“元剧之时地”、“元剧之存亡”、“元剧之结构”、“元剧之文章”、“元院本”、“南戏之渊源及时代”、“元南戏之文章”。显然,该书的章节排列,采用的是如下的模式:

上古至五代(第一章)——宋、金(第二章至第七章)——元(第八章至第十五章)

这种按历史年代的顺序构成的线性模式,“史”的线索是非常清晰的。也可以说,历时的叙述,是支撑《宋元戏曲史》全书的大框架。但是,在这框架之下,填充的又是怎样的内质呢?

且看第一章“上古至五代之戏剧”。它以“歌舞之兴,其始于古之巫乎”开头,引入“巫之兴”时的“上古之世”,引用七种古代文献,考证巫的来历及其在上古时代的职能与功用。又由巫引出俳优,征引史料,对后者略加考证后,以“要之”小结巫优之别,引出“后世戏剧,当自巫优二者出”的结论。其下有“附考”一则,略考优之来历、从业者身份及任务。其后按汉、魏、晋、北齐、唐的时代顺序,叙述各个时代俳优及优戏的情况,每一时代之下,皆征引史料,一一考证。尤其是对唐代优戏的考证,分为歌舞戏五种,其下分别罗列史料,共十六条,又引唐五代滑稽戏史料共九条。在全章末尾,总结滑稽戏与歌舞戏的区别,认为“二者之关纽实在参军一戏”,又引用史料,对参军戏之来历加以考证。在此基础上,最后总结道:“要之:唐五代戏剧,或以歌舞为主,而失其自由;或演一事,而不能被以歌舞。其视南宋、金、元之戏剧,尚未可同日而语也。”综观全章,历时的线索贯穿始终,而每一时代的优戏面貌,又是凭借大量的文献征引和精细的考据来呈现的。

不过,在《宋元戏曲史》中,第一章是比较特殊的,因为它叙述了多个时代的优戏面貌;而此书的其他章节,大多是研究某一时代(宋、金或元)的戏剧情况,它们又是如何书写的?以第四章“宋之乐曲”为例:此章先由二、三两章的宋滑稽戏和小说杂戏,引出对宋代乐曲的研究;其下分为词、转踏、队舞、曲破、大曲、诸宫调、赚词七个部分,一一罗列相关史料,加以考证,同时引用了现存的作品,包括转踏、曲破、大曲、赚词各一首(均为全文抄录)以及诸宫调片段一处。和第一章相比,这一章更加倾向于史料考辨,通过这种方式,展现出宋代各种主要乐曲的大致面貌。又如第六章“金院本名目”,先由第五章讨论的宋杂剧引入金院本,并考证“院本”一词的意义;其下依据《辍耕录》记载,分别罗列十种不同的院本,且对其名目、内容略加考证和推测;其后与音乐结合,将院本名目按照大曲、法曲、词曲调的不同,分门别类,一一罗列;在此基础上,援引四大证据,考证出“院本名目之为金人所作,盖无可疑”。

可以说,在《宋元戏曲史》一书中,考证的文字占据了大量的篇幅。从整体上看,该书是按照历史年代顺序组织篇章的,可谓“以历时叙述为框架”;而在每一章之中,最显眼的部分则是对史料的引用和考证,可谓“以史料考证为肌理”。

这样的书写方式,直接影响了《宋元戏曲史》一书的文体。历时的叙述框架,使该书的章节顺序井然,与西方的学术史、学科史论著的结构非常接近;而史料考证的大量运用,使得该书的各个章节中充满了类似于传统笔记体的段落,如第一章“上古之五代之戏剧”中,对于晋代优戏的考证:

晋时优戏,殊无可考。惟《赵书》(《太平御览》卷五六九引)云……(引文略——笔者注)唐段安节《乐府杂录》,亦载此事云:“参军始自后汉馆陶令石耽。”然后汉之世,尚无参军之官,则《赵书》之说殆是。此事虽非演故事而演时事,又专以调谑为主,然唐宋以后,脚色中有名之参军,实出于此。自此以后迄南朝,亦有俗乐。梁时设乐,有曲、有舞、有技;然六朝之季,恩幸虽盛,而俳优罕闻,盖视魏晋之优,殆未有以大异也。

以上一段,有史料、有辨析、有考证,如果“拆”出来作为一段单独的考据笔记,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没有任何问题。

二 历时的框架:摆脱传统学术著作文体的第一种方法

在写作《宋元戏曲史》的时候,王国维虽然主要采用史料考证来构成篇章的肌理,但在整体结构上,他不得不面对此前三类学术著作带来的“影响的焦虑”:一类是前人部头较大的曲学著作,如王骥德《曲律》、李渔《闲情偶寄》等;一类是传统的重视感性认识、不求理论系统性的笔记体词话和曲话,这甚至包括了王国维自己的《人间词话》;一类是王国维在撰写《宋元戏曲史》之前已经完成的几种曲学考据之作,包括《曲录》(1908)、《戏曲考原》(1909)、《唐宋大曲考》(1909)、《优语录》(1909)、《古剧脚色考》(1911)。究竟用什么方法,才能摆脱它们的束缚,写出一部中国前所未有的戏曲史,从而真正实现“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自序》)呢?王国维采用的第一种方法,即是前文提到的历时的框架——它使《宋元戏曲史》与此前的三类著作产生了明显的差别:

第一类之中的《曲律》,虽然系统性较强,但基本上是平面地、静态地谈论宫调、平仄、章法、句法等问题;依照不同的问题,分为四十个不同的章节,虽然可以算一部曲学论著,但并不能勾勒出中国古代戏曲发展演变的过程——而这正是《宋元戏曲史》的长处。另外,《曲律》的有些篇章可以前后颠倒易位,比如第二十八章“险韵”和第二十九章“巧体”,虽然谈的都是曲词,但可以互相换位,对全书的结构不会产生任何影响。而在《宋元戏曲史》当中,由于历时的顺序限制,全书十六章的顺序不能做任何颠倒;即使几章讨论的都是同一时代的戏曲,也由于与前一时代的关系不同,不能易位。如第八章和第九章虽然讨论的都是元杂剧,但第八章是紧接前数章对宋杂剧、金院本的讨论来引出元杂剧,第九章则是进一步考证元杂剧的时地,前后顺序井然,不能随便颠倒。

第二类之中的《人间词话》,虽然有一定的理论性,但采用传统的笔记体写成,每则和每则之间没有明确的顺序,可以前后颠倒。现存《人间词话》手稿本与刊本各则的顺序多有不同,就是明证。而正像上一段刚刚分析过的,《宋元戏曲史》这样由历时顺序来结构的著作,其章节顺序是不能打乱的。

第三类之中的《唐宋大曲考》、《古剧脚色考》,都是单篇论文,着力对某一中心问题(“大曲”或“脚色”)进行考证,虽然其中也会涉及到历时的流变问题,比如《古剧脚色考》当中对“净”在不同时代的考述,但从整体上看,都不是以历时顺序来展开叙述的。而《戏曲考原》一文,虽然部分文字有着历时的叙述,但主体部分依然是大量的考证;而且,作为单篇论文,它也无法通过篇章之间的联系,构成一个大的整体。《宋元戏曲史》用历时的顺序来结构全书,使十六个篇章之间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虽然单独地看,每一篇仍然充满了大量的考证文字,但合在一起,却是一部全新的戏曲史,从而明显地区别于作者先前一系列单篇的戏曲考证之作。

在清朝末年的中国学术界,王国维能自觉运用历时的结构来撰写戏曲史,确实是空谷足音,别具匠心。那么,他的这种结构意识又是从何而来呢?很可能与他阅读和翻译外国学术著作的经历有关。王国维在《静庵文集续编·自序》中曾经提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所购哲学之书亦至,于是暂辍心理学而读巴尔善之《哲学概论》,文特尔彭之《哲学史》”。同年,他又翻译了英国西额惟克所著的《西洋伦理学史要》一书。文特尔彭(Wilhelm Windelband)今通译为“文德尔班”,他所著的《哲学史教程》(Lehrbuch d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现有商务印书馆汉译本;西额惟克(Henry Sidgwick)今通译为“西季威克”,他所著的《西洋伦理学史要》(Outlines of the History of Ethics)的汉译本保存在《王国维全集》第18卷中。《哲学史教程》以“绪论”起首,此后分为七篇:“希腊哲学”、“希腊化--罗马哲学”、“中世纪哲学”、“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德国哲学”、“十九世纪哲学”;特别是前三篇,每篇之内又按时间先后分为若干章,如第一篇“希腊哲学”即分为“宇宙论时期”、“人类学时期”和“体系化时期”三章。《西洋伦理学史要》亦以“绪论”起首,此后分为四篇:“伦理学之概况”、“希腊及希腊罗马之伦理学”、“基督教及中世之伦理学”、“近世之伦理学”。显然,这两部西方人撰写的学科史,都是用时间顺序来结构全书,用历时线索构成全书的大框架。虽然没有确凿的文献证据,表明王国维写作《宋元戏曲史》时参考了这两部著作的结构;但是他确实在写作之前阅读过这两部著作,因此,他在构思自己的戏曲史著作时,很有可能会在结构上受到它们的影响。

三 严谨的叙述:摆脱传统学术著作文体的第二种方法

除了历时的框架,为了摆脱此前三类曲学著作在文体上的束缚,王国维还采用了另一种方法——严谨的叙述,它主要表现为一种承上启下、瞻前顾后的“系统性”叙述方式。

前文曾经分析过,构成《宋元戏曲史》一书的肌理,是大量类似笔记体的考据文字。那么,这些文字又是通过什么互相联接在一起,充盈在历时的大框架之下的?就是通过叙述的部分。如第十三章“元院本”的开头:

元人杂剧之外,尚有院本。《辍耕录》云:“国朝杂剧院本,分而为二。”盖杂剧为元人所创,而院本则金源之遗,然元人犹有作之者……

“元人杂剧”等十字,颇似古典诗词中的“宕开一笔”,一个“外”字,一下便把前五章(第八章到第十二章)关注的元杂剧搁到一边,引出本章讨论的元院本。其下引《辍耕录》原文,略加考证,说明元人也有院本创作。如果去掉开头的十个字,上来就讲元院本,显得过于突兀;有了这样承上启下的简单叙述,章节之间的过渡就很自然。

又如第七章“古剧之结构”的结尾一段,对唐代和宋金时期的古剧进行总结后,板上钉钉地说:“而论真正之戏曲,不能不从元杂剧始也。”短短十几个字,为下面五章对元杂剧的考述揭开序幕。如果说上面两个例子分别出现在一章的开头或结尾,天然具备“承上启下”的可能,那么请看第四章“宋之乐曲”——在对诸宫调进行了一番考证后,作者写道:“宋人乐曲之不限一曲者,诸宫调之外,又有赚词。”其后便对赚词进行考证。可见,过渡的文字,也可用在一章的中间。

这种承上启下的叙述文字,犹如粘合剂,使得《宋元戏曲史》的每段考证和每段考证、每个篇章和每个篇章可以紧密地联接在一起。表面上看,这是过于琐碎、过于细节化的东西,和整体上的述学文体关系不大;事实上,正是通过这种游走于史料和考证之间的叙述文字的运用,王国维使《宋元戏曲史》的文体不仅在历时的框架上有别于之前的三类著作,而且在文章的内在肌理上也与它们判然两途:虽然《曲律》具备一定的体系,但缺乏叙述,或是征引文献,或是直接谈作者的观点;《人间词话》是一则一则的札记,没有一个整体的结构,也就不需要通过叙述性的文字来串联;《戏曲考原》、《唐宋大曲考》等作品虽然在考证文字之间运用了一些叙述性的文字,但由于是单篇论文,不可能在开头和结尾拥有承上启下的过渡段,在文体上与《宋元戏曲史》这样的论著有着明显差别。

和历时的框架一样,王国维对承上启下的叙述文字的使用,很可能也得益于他阅读的《哲学史教程》和《西洋伦理学史要》两部著作。在《哲学史教程》第一篇“希腊哲学”中,在第三章“体系化时期”的开头写道:“希腊科学第三个时期即最后一个时期获取了上述两个时期发展的成果。这一时期在本质上体现为宇宙论时期和人类学时期的思想体系的相互渗透。”(文德尔班著、罗达仁译《哲学史教程》,商务印书馆,1987,137页)这一段落承接了第一章“宇宙论时期”和第二章“人类学时期”,通过对二者“相互渗透”的判断,开启了第三章的内容。在第二篇“希腊化--罗马哲学”的第二章“宗教时期”的开头,作者写道:“希腊化--罗马哲学从伦理观点逐渐过渡到宗教观点,其内因存在于哲学本身,其外因存在于时代需要的迫切要求。”(同上,282页)这样的文字,明显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又如《西方伦理学史要》,作者在第一篇“伦理学之概观”中写道:“余将示自希腊至今日伦理上思索之经略,而尤注意于近世英国思想及势力之所及。”(西额惟克著、王国维译《西洋伦理学史要》,《王国维全集》第18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17页)这一句是概述下文,对读者起到提示作用。而第四篇“近世之伦理学”中,在对英国伦理学进行讨论后,写道:“余于此篇叙述英国自霍布士以来至于今日伦理思想之发达,然尚遗漏伦理学者所怀之一大见解,即自由意志之问题也。”(同上,123页)其下转向谈论自由意志。显然,这段出现在篇章之中的文字,也起到了承上启下的效果。总的来说,《哲学史教程》和《西洋伦理学史要》中类似的段落,很可能对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的叙述方式,产生积极的影响。

总而言之,王国维在三类传统学术著作的“影响的焦虑”之下,选择了历时的框架与严谨的叙述,使《宋元戏曲史》在述学文体上别开生面,取得了明显的突破。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民国初年胡适被誉为“以新方法整理国故”的代表人物,但从本文的分析来看,在胡适之前,王国维至少已经采用了颇为西化的述学文体。1918年,归国不久的胡适,曾这样评价当时国内的出版界:“文学书内,只有一部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是很好的。”(胡适《归国杂感》,《胡适文存》卷4,亚东图书馆,1920,10页)彼时,胡适尚未开展“以新方法整理国故”的工作。那么,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的述学文体是否对胡适产生了影响?这是今后可以进一步研究的。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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