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胡适的佚信到陈衡哲的新诗

孙玉石   2016-05-08 09:37:41


撰文/孙玉石

(一)

《新青年》杂志在沉闷的 20 世纪初的中国,率先践行思想文化改革开放,提倡民主与科学思潮;大力呼唤中国青年力求革新的精神崛起,以此荡涤封建制度和思想的污泥浊水,传播民主与科学的世界思想潮流,催生新文化新文学的追求和创造精神;它给 20 世纪的中国思想界,给渴望民主、自由、科学、新生的青年,带来冲决封建罗网的希望和曙光。它在中国近代政治与思想伟大变革中的划时代性的熠熠光辉和不朽意义,是永远不会被人们忘记的。陈独秀于《新青年》杂志上,广搜海内外新进人才,大量翻译介绍外国优秀文学作品,不仅为国人提供了思想革命的精神资源,也为中国新文学特别是新诗的诞生及艺术创造的借鉴,提供了开阔的视野和多彩的范式。这样一种无所畏惧的文化开放的精神范式,已经成为《新青年》杂志留给中国现代文化创造发展的一份永久性的精神遗产。

1918 年 5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 4 卷第5 期杂志上,率先刊发了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 》,接着于1919 年又连续发表了《孔乙己》和《药》。这三篇具有新文学开山意义的小说,以深刻的思想蕴含和崭新的艺术表现,显示了中国现代文学小说创作簇新艺术水平的实绩。而早于这些小说“革命”一年三个月之前,于1917年2月起出现的,是由一些先驱者们从“尝试”到创造的中国新诗的众多成果。这里包括了胡适的《白话诗八首》《鸽子》《老鸦》《新婚杂诗》《除夕》;沈尹默的《鸽子》《月夜 》《赫贞旦》《宰羊》《落叶》《大雪》《除夕》《雪》;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题女儿小蕙岁日照相》《车毯 》《游香山纪事诗》《灵魂 》《学徒苦》《卖萝卜人 》;唐俟(鲁迅)的《梦》《爱之神》《桃花 》;林损的《苦—乐—美—丑 》、俞平伯的《春水》等等。在《新青年》杂志的全部文学创作中,新诗所展示的实绩,已然成为当时新文学产出最多、成就最大的主流形式。这里是我整理的当时《新青年》杂志上刊出过的新诗创作作者与篇数的一览表:



自2 卷 6 期 (1917年 2月1日)至 9 卷 6 期 (1921年 7月1日),  在 4年零5 个月里,新诗作者共 22人,诗作 计171首。

从这个粗疏的统计里可以看出,当时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诗作最多的是胡适、刘半农、周作人和沈尹默四人。对于胡适、刘半农、沈尹默的诗作评述,过去的评论与史述文字中,已经很多。周作人的诗作,虽然也多有评述,然而于其诗的创新意义和艺术价值超越时间之悠远性、艺术传达方法美感的现代性方面,却尚有更多深入讨论和重新认知的馀地。我觉得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周作人 1920 年代的一些新诗创作,其自然性情、艺术气质、构想匠心、蕴藏韵味、传达美学方面,尚有不少值得研究者深入思考探索与咀嚼品味的空间。他于中外诗歌传统的大胆吸收借鉴,独特的审美追求、抒情的传达方式和深层诗艺美探索的自觉意识,使得他的诗作在当时众多初期白话诗中,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诗意浓厚、平淡朴素而又别具深蕴的审美韵味和抒写境界。周作人自己认为,当时《新青年》上一些不押韵的新诗,“不失为一种新体—有新生活的诗”,它们重在“‘自然的音节’,所以能够写得较为真切”。朱自清先生也说,民七以来,周作人“提倡人道主义文学”,“这也是时代的声音,至今还为新诗特色之一”。他又说,一些新诗人所谓的“具体的做法”,不过是“用比喻说理”,因之多“缺少馀香与回味”,而周作人的长诗《小河》,却能够“融景入情,融情入理”(参《中国新文学大系》之《选诗杂记》及《导言》)。胡适在《谈新诗》这一著名文章里,甚至如斯赞誉说:周作人的长诗《小河》,是“新诗中第一首杰作,那细腻的观察,曲折的理想,决不是旧式的诗体所能达得出的”。我以为,特别是周作人于香山养病时所写的诸多诗作中,在最朴素的语言和意象里,往往能够将所见自然景象与独特生命感悟融于情景相映的诗意感悟里,给人一种淡淡而又有韵味的沉思美的境界。如他的《山居杂诗》之六:

后窗上糊了绿色的冷布,

我在窗口放着两盆紫色的松叶菊。

窗外来了一个大的黄蜂,

嗡嗡的飞鸣了好久,

却又惘然的去了。

阿,我真做了怎样残酷的事呵!

外界景物的细微发现与诗性哲思的隐秘传达,融为一体,留给读者更多想象的空间和馀地,读了之后,往往会给人一种可以反复咀嚼的自然朴素而诗意甚浓的无言之美。

“五四”初期,新诗的诸多先驱者们,以繁复多样的诗意与襟怀,单纯美丽的情感与哲思,多样朴实而又令人深味的传达方式,在中国新诗发展的历史起点上,留给后人一种幽远而沉思的诗性美的空间。朱自清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 》的《选诗杂记 》中,曾经如是说过:“我们现在编选第一期的诗,大半是由于历史的兴趣:我们要看看我们启蒙期诗人努力的痕迹。他们怎样从旧镣铐里解放出来,怎样学习新语言,怎样寻找新世界。”“为了表现时代起见,我们只能选录那些多多少少有点新东西的诗。”在《新青年》杂志刊登的许多“启蒙诗人”的新诗尝试期的果实里,至今给予我们今天和未来的,仍然是让我们得到如朱自清先生于八十年前所留下的这样永远的启迪:我们的前辈新诗人们,是如何以他们披荆斩棘拓荒创造的才华和心血,让初期的新诗“怎样从旧镣铐里解放出来,怎样学习新语言,怎样寻找新世界”。

(二)

论及胡适最初倡导“文学革命”意图的时候,一条很重要的材料,往往被当时的《新青年》同仁和后来的研究者们所忽略了。胡适在他刊载于1916 年10月1日第2 卷第2 号《新青年》杂志上的一封致陈独秀的信里,开头曾如是说:“独秀先生足下:二月三日,曾有一书奉寄,附有所译《决斗》一稿,想已达览。

久未见《青年》,不知尚继续出版否?”实际情况是,胡适所寄他翻译的俄国泰来夏甫的短篇小说《决斗》,陈独秀很快即发表于1916 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2 卷第1号上了,但是在该期杂志的“通信”栏里,却没有看见按照惯例应该发表的胡适说到的“二月三日”他与《决斗》译文同时“奉寄”的一封来信,以及陈独秀应有的复函。为了解开个中之“谜”,我经查阅获知,《新青年》当时未刊的这封信,于《胡适留学日记 》(以《藏晖室札记 》之名于1939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刊印)出版的时候,方得以披露。且这里所收的该信,已为一封残简,现在仅可见到的,是如下的片断文字了:

……


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译事正未易言。倘不经意为之,将令奇文瑰宝化为粪壤,岂徒唐突西施而已乎?与其译而失真,不如不译。此适所以自律,而亦颇欲以律人者也。……译书须择其与国人心理接近者先择之,未容躐等也。贵报(《青年杂志》)所载王尔德之《意中人 》(Oscar Wilde′s“The Ideal Husband”)虽佳,然似非吾国今日士夫所能领会也。以适观之,即译此书者尚未能领会是书佳处,况其他乎!而遽译之,岂非冤枉王尔德耶?……(1916 年2月3日胡适寄陈独秀信,《胡适全集》第28 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318-319页)

陈独秀当时“破例”未在《新青年》上发表胡适与译文《决斗》一起寄来的此封来信,并自己应有的复函,且不顾胡适的批评,继续在《新青年》杂志上用四期的篇幅,将薛琪瑛所译王尔德小说《意中人 》全部连载完毕。这大约是因为,他认为此剧(《意中人 》)和《温德米尔的扇子》等一起,被并称为王尔德的“四喜剧”,它们与著名悲剧《莎乐美 》一起,为“世之崇拜王氏(即王尔德)者,以是五剧故”;自己又在最初刊出时,对《意中人 》的年轻译者曾经给予“吾国文艺复兴之嚆矢,女流作者之先河”这样甚高赞誉评价之辞(参陈独秀《薛琪瑛译王尔德〈意中人〉之〈记者识〉》,《青年杂志》第1 卷第2号,1915 年10月15日)。大约他是担心:如果发表了胡适这样尖锐的批评文字,可能会对这样一位热心于译介外国文学作品的非常年轻的女译者造成一定程度的“伤害”。更何况,陈独秀自己还在初刊该译作的《记者识》中,介绍《意中人 》译者薛琪瑛女士,为“庸盦先生之女孙,母夫人桐城吴挚父先生女也。女士幼承家学,蜚声乡里,及长毕业于苏州景海女学英文高等科”等等。庸盦,即薛福成,清同治光绪间入幕府,为重要外交官员,著有《庸盦笔记 》等。吴挚父,即吴汝伦。从上述为《新青年》的刊文与胡适的书信中,胡适对于外国文学名著翻译严苛要求的诚挚心意,陈独秀于《新青年》上大力介绍外国优秀文学名著的热切心情,和他爱护青年“窃火者”的真诚心境,以及不愿中断而继续全文刊完《意中人 》等,均可由个中而一一概见了。

(三)

在《新青年》杂志出版的四年半的过程里,在新诗作者的二十二人之中,女诗人只有一位,她就是当时留学美国的陈衡哲。她是学历史的,却具有很高的文学素养、诗美悟性与创作才华。她与任叔永(鸿隽)、胡适三人在读书期间,即成为以诗相知相晤的挚友。她当时曾写了这样两首旧体诗:“初月曳青云,笑隐寒林里。不知好容光,已印清溪底。”(《月》):“夜闻雨敲窗,起视月如水。万叶正乱飞,鸣飙落松蕊。”(《风》):胡适读了之后,对任叔永这样说:“两诗绝妙。……《风 》诗吾三人(指胡适、任叔永、杨杏佛)若气力尚能为之。《月》诗则绝非吾辈寻常蹊径。”后来陈衡哲在《新青年》上先后发表了三首新诗作品,它们是《“人家说我发了疯”》(《新青年》第5 卷第3 期,1918 年9月15日)、《鸟》和《散伍归来的“吉普色”》(均载《新青年》第6卷第5期,1919 年 5月),集中代表了她新诗尝试与创造的才华和水平。这些诗集中体现了陈衡哲深厚的人道情怀与渴望自由的精神追求。

《“人家说我发了疯”》是一位下层黑人妇女“疯语”形式的控诉,一篇诗化的“狂人日记”。《散伍归来的“吉普色”》写一个吉普赛士兵,自战场回归家乡时,自己快乐与悔恨的复杂心境和乡亲们盛情欢迎的情景。结尾是这样的:

我低着头不敢回答,

眼望着我手上的血迹。

家乡会意,

便笑着向我说:

“那血,我已把它洗去了,

这是你自己复活的新血!”

朴素亲切的诗句里,深厚的人道大爱与人性善良及惭悔的情怀,吉普赛家乡人灵魂的善良和美丽,得到令人感动的诗意传达。三首诗中,最值得称赞且具永久生命力的,是那首象征性咏物诗《鸟》:

狂风急雨,

打得我好苦!

打翻了我的破巢,

淋湿了我美丽的毛羽。

我扑折了翅翮,

睁破了眼珠,

也找不到一个栖身的场所!

窗里一只笼鸟,

倚靠着金漆的阑杆,

侧着眼只是对我看。

我不知道他还是忧愁,还是喜欢?

明天一早,

风雨停了。

煦煦的阳光,

照着那鲜嫩的绿草。

我和我的同心朋友,

双双的随意飞去;

忽见那笼里的同胞,

正扑着双翼在那里昏昏的飞绕:—

要想撞破那雕笼,

好出来重做一个自由的飞鸟。

他见了我们,忽然止了飞,

对着我们不住的悲啼。

他好像是说:

“我若出了牢笼,不管他天西地东,

也不管他恶雨狂风,

我定要飞他一个海阔天空!

直飞到筋疲力竭,水尽山穷,

我便请那狂风,

把我的羽毛肌骨,

一丝丝的都吹散在自由的空气中!”

诗中以鸟的意象为象征物,所传达和呼唤的,是一种被束缚了生命自由的不幸人群,那种拼死也要与被禁梏笼中的命运进行抗争,呼喊出决意冲破牢笼,争得“重做一个自由的飞鸟”的渴望自由的精神。诗的构思,富有情节性与层次感,笼外的鸟,虽遭狂风急雨摧打,无法栖身,风雨停后,却双双获得自由,随意飞翔而去。而那只仍然被禁锢于“笼里的同胞”,看见它们获得了自由,随意飞翔,却只能在那里“不住的悲啼”,它似在倾诉自己一段决心“飞出牢笼”、重做一个“自由的飞鸟”的“悲曲”。这段渴望冲出牢笼、渴望自由飞翔的“悲啼”抒情,超越了一个女性诗人的手笔,写得悲壮雄伟,气势恢弘,读后给人一种视死如归、惊心动魄的气势和力量。有研究者认为,这首诗“比《小河》更充分地体现了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参张桂枝《新诗的拓荒女—陈衡哲》,《开封教育学院学报》第28 卷第2 期,2008 年 6月)。

陈衡哲在 1922 年以后,还写有诗作《山峡中的扬子江 》(1922)、《梦与希望》《晚上的西湖》《题风景册》《晚景一例》《我要去了》《歌德与贝多文》(1935)。她曾如是说:“那已是三代以上的事,我们都是三代以下的人了”,“此话表明陈衡哲退出了诗坛,并且是甘心退出的”。我认为,这里所谓的自此之后陈衡哲已“退出了诗坛”,很难说是准确的判断。事实是,1935 年之后,陈衡哲仍然有新诗作品发表。如我就读到她于1937年2月初写于北平的一首新诗,题为《赠某女士》,全诗是这样的:

收起你的笑容,

停止你的歌唱!

虽然它们是那样可爱,

却不是你的本相。

我从你的双眼中,

窥见你灵魂的光芒:

它有美丽与智慧,

也有森林似的忧伤。

外缘种种像一网蛛丝,

它把你的灵魂络在中央。

那灵魂任它坚如金钢,

却不敢挑拨那柔柔的蛛网。

无勇是你的唯一缺点,

亦许是你的福泽:

在这低能的世界上,

勇敢的路径是只有荆棘。

莫藐视那缚你的柔网,

莫凭恃你灵魂的光芒;

在这低能的世界上,

女人有灵魂是一个灾殃!

(原载《奔涛》创刊号,1937年3月1日)

为编辑新诗选集事发现此诗之后,我已经将这首诗收入到当时由我主编的《中国新诗总系(1927-1937)(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里面了。诗的赠与者究竟为何人,似已不甚重要了。重要的是这首诗的发现,起码说明这样一个事实:1935 年之后,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夕的1937年2月,陈衡哲仍有新创的诗作问世,这是一个事实。至于此后的情况怎么样,那只能有待别的研究者们再去查找发现了。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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