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推官

郭润涛   2016-05-08 09:37:38


撰文/郭润涛

明代小说《新民公案 》头一篇《富户重骗私债》,说福建浦城县乡民刘知几,被官府佥为解户,因缺盘缠,托保向富户曾节借银一百两。知几从北京回来,适逢秋熟,于是粜谷归还前债。曾节喜其老诚,留之酒饭。酬应之间,刘家来人催知几回家,曾节也被县中催去完粮。两下就此拜别,曾忘了写收据,刘也忘了取“借批”。过了数年,曾节在账簿中寻出知几的亲笔借批,陡然昧起心来,即着家人到刘家索要前债。知几闭门不理。曾节便将知几告到县衙。浦城县当堂质讯,两造各辩情形如前。但刘知几有“借批”在曾节手中,证据确凿,浦城县知县责令还银。可是,拖了半个月,刘知几只是不还。曾节到县催状,蒲城县只好再拿刘知几到衙,说要将他“监起追给”。刘知几一听要监禁,连忙求饶,说宽容三日,一定办银来完。浦城县准限。小说接着叙道:“刘知几走出衙前,思量半晌,自忖只有府中郭四府善能为民申冤,即时搭舡下府。明日五鼓,即写状到理刑馆去告。”

小说叙到的“府中郭四府”,是府里一位姓郭的官员,然而“四府”是一个什么官?“理刑馆”又是个什么地方呢?

嘉靖《建宁府志》卷八记载建宁府的公署如下:正堂、后堂、经历司、照磨所、六房、仪门、大门、知府廨、同知廨、通判廨、推官廨、经历廨、知事廨、检校廨、吏舍、架阁库、仪仗库、永丰库、司狱司、元明庙、府治楼、清军馆、督粮馆、理刑馆、儒学、杂造局、税课司、递运所、广宝仓、阴阳学、医学、僧纲司、道纪司、申明亭、旌善亭、鼓楼、钟楼等。记载中有“理刑馆”,在府治之西。所谓“府治”,是指挂有“建宁府”三字竖匾的“大门”以内的衙署,大门之内有“仪门”,仪门之内是“正堂”;仪门与正堂之间是一条甬道,两侧各有一排廊屋,是“六房”所在;正堂也称“前堂”,因为在它之后还有一座“后堂”。从大门一直到后堂,构成府治。府治之后(北)及两旁是府里几位主要官员的宿舍,称之为“廨”,有知府廨、同知廨、通判廨和推官廨,也称为“衙”或“宅”,总之是官员在任期间的住所。而由正堂、后堂以及六房吏廊构成的府治,是一府政令之所出、政事之所理的“治所”。其中正堂是府治的中心,功能大约相当于今天一级政府的大会堂或大礼堂,是府里几位主要官员共同处理日常政事、举行重大典礼的场所。正堂之后的“后堂”则是知府平时处理公事的所在。由于知府为一府的长官,正堂又为其升堂理事之所,所以这所在大门上挂有某某府匾额之内的衙门,也被视为知府衙门。其实知府平时处理公事的所在是“后堂”。其他几位府官,也有相应的衙门。《府志》所记的“清军馆”“督粮馆”和“理刑馆”,都在府治的西侧,就是同知、通判和推官的衙门。

推官衙门称为“理刑馆”,这“理刑”二字,表示推官的职掌。明代于洪武三年(1370)始在各府设推官一员,这是因监察御史郑沂的奏请。郑沂奏言“各府宜设推官一员,专掌刑名,不预他政,庶责有所归,而人无冤抑”,获得明太祖的批准(参《明太祖实录》卷五三“洪武三年六月辛巳”条)。所以,明代对推官职掌一般都说是“专掌刑名”,或者说“理刑名”。所谓“专掌”,即“不预他政”。府中的其他佐贰官如同知、通判,往往在本职之外有兼职,同知“清军匠”、通判“管部粮”,是其本职,兼职则同知兼巡捕,濒海河地方则兼海防、河防,通判或兼捕盗、劝农,有河工、寄牧地方则兼修河、牧马。推官一般没有兼职,即使别有差使,也系临时,不算兼职。同知、通判二职因为多有兼职,而多有添设,同知一般添至二人,通判则添至五人之多。推官则因为“专掌刑名”,“例止一人”。也有例外,江西吉安府因“健讼尤甚,囚犯监禁常累至千人,缘官少不能决断,多致瘐死”,于成化二十二年(1486)增设一员,有两名推官。

诸如清军、管粮、巡捕、劝农、河工、牧马等,是具体的政事,这些具体而微的政事有一个基本分类,即吏、户、礼、兵、刑、工六政。清军、巡捕、牧马属于兵政,管粮、劝农属于户政,河工则属于工政。明代承先代旧制,大政主要分为此六类,因而中央有六部,地方有六房,各有相应的职能机构。在地方衙门,户政和刑政,事务最为殷繁。户政关乎国计,刑政关乎民命,地方官的考成考绩,主要系于此两大政。明代省级机构的布政司为一省钱粮总汇、按察司为一省刑名总汇,即基于此而形成。在基层的州县,房科也因为政事的繁简各异而形成不同设置。一般说来,吏、礼、兵、工各设一房,户、刑二房则多有分置,如从户房分出漕粮房、刑房分出招房等。这也说明户、刑二政,自基层衙门开始即为最重要的两大政。

至于这两大政何者更为重要,实在难分轩轾。从日常处理的政务角度看,户政的主要事务是赋役,从户籍、田土的登记,到田赋和徭役的分配,再到催科比较,尔后是赋粮解运,每一环节都细致入微、锱铢必较,容不得出差错,但从州县的上司即府来看,其职责主要在于核查钱粮的完欠情况,并按照期限下达催科的命令。而在刑政方面,处理的是所谓“五刑”即笞、杖、徒、流、死之罪的刑名事件,这些事件发生于民间,先告发于州县,经过州县审理之后,罪刑稍重一点的刑名事件,例须“申详”于府,由府覆审。大抵笞罪以下的事件,可由州县审决,不必申报,称之为州县的“自理词讼”;杖、徒以上的案件则需要申府覆审。杖罪之类的案件,由府审决,徒、流以上的事件还得审转于按察司,再由按察司审转达刑部。涉及官吏贪赃枉法或者当事人为官吏的事件,则还要由府审转巡按御史等官,再由巡按汇送都察院。总之,在刑名事件的审理方面,明代的府承担着第一覆审的任务。事件由下而上,案情错综复杂,覆审之时都得辨析案情、质讯犯证、核实情罪,而徒罪以上的案件,还得写成详细的申详文书,报送上司。与户政相比,刑政事务之繁复更令官员感到棘手。

令官员感到棘手的事,不仅在于案件需要申送到上司衙门,之后的覆审会将案件驳回重审,事关官员的考绩,更在于以府而言,虽然管领的州县多少不同,各县的情况又有差异,但由于需要将杖罪以上的案件皆送至府覆审,而一经遇到事实不清、犯证不齐等情况,不免造成延迟审决,至少会拖累相关人等,以致造成狱满为患。就像清勾军匠、管督部粮等政事需要设置佐贰官专门分管办理一样,由所领州县汇送而来的刑名事件,也需要专门的官员来负责办理。这就是明代于府设置推官一员“专掌刑名”的因由。

推官在明代于洪武三年开始普遍设置,但这个官职并不是明代的发明,而是自唐以后历代皆置。唐代的节度、观察、防御、团练诸使皆置幕职,其中有推官,职掌为“推鞫狱讼”。至宋代,将藩镇权力还归州郡,节度、观察等使留置京师,其幕职则部分保留在州郡,成为府、州、军、监的佐官。在这些保留的幕职中,就有节度和观察等使的推官。元代于各路置推官,明代则将元代的路改设为府,并设推官一员,其实是继承元代路的职官设置。从唐代至明代,推官由军幕之职向州郡之职转变,但职掌一脉相承,皆为“推鞫狱讼”。

在上述唐宋州郡职官改置中,宋代还部分地保留了唐、五代的“诸曹官”。除保留司法参军、司户参军外,又设置“司理参军”一职,掌狱讼勘鞫之事,职掌与推官相同。元代以后,不再置“司理”之职。其后“司理”成了推官的别称。自古“理”与“李”二字相通,于是,“司理”又作“司李”,乃至径称推官为“李官”。

明代于府设知府、同知、通判和推官为“正官”。知府为正印官,对本府所有政事负“统领而总督”之责,权力最大,品级最高(正四品),是“一把手”。同知、通判和推官为知府的佐贰官,“分职任事”,分别为正五品、正六品和正七品官。按照品秩排列,推官是“四把手”。小说称推官为“四府”,即因其排位第四而得名。

由于推官的职掌所系,虽然位在四府,但比起另两位佐贰官来,其实更为显要。鲁论《仕学全书》说:“推官,理刑名。按院出巡,例委查核外府钱粮、刑狱,访察吏胥奸弊。故推官之权,较同知、通判特重。”所谓“按院”,指巡按御史。“按”即巡按,“院”指都察院。明代置十三道监察御史,隶属于都察院,所以御史巡按、刷卷、提学、清军、巡盐、巡河等皆称“院”。这十三道监察御史,除处理分送到本道的刑名事件外,例有差委,其中出巡府州县称为“巡按”。巡按御史例由都察院具题请旨,但系“御前点差”,一经钦差,便系“代天子巡狩”;差满回京,也不须经由本院,而是“径赴御前复奏”。因此,巡按虽止正七品官,品级与知县一样,但权威极严。出巡各省,例以一年为期,差满更代。凡按临处所,皆要审录罪囚,并接受军民诉讼。审系户婚、田宅、斗殴等事,则立案立限,发与所在州县追问发落、具由回报。若告本县官吏,则发该府;若告本府官吏,则发布政司;若告布政司官吏,则发按察司;若告按察司官吏,及申诉上述各司官吏枉问刑名等项,则须亲自审问。对奉公守法、廉能名著的官员,即随举奏;而对于奸贪废事、蠹政害民的官员,则依律究问。御史分巡,职在纠察官吏,但其职责又不尽在此。对于所至地方宜行的事件,包括赋役、词讼等方面,皆可以发布命令,责令施行。然而,这么重大的使命,明朝却只规定巡按御史“许带书吏一名”,尽管沿途例由驿站付送,经过去处量拨弓兵防送,其实不过单枪匹马。

那么,上述繁杂的巡察之务,巡按是如何完成的呢?简单地说,系调用各府的推官来协助完成。明朝规定,各省按察司下的分巡道,要与巡按御史同行,对所按临之州县的钱粮、刑狱,则借调他府推官来具体查办。宜行事件则令所在州县的首领官(州吏目和县典史)抄案施行。

巡按御史的职权范围可谓无所不包,明代实行军民分治,都司卫所为一个系统,司府州县又是一个系统,而巡按按临处所,所有军民人等,或有冤抑,皆可向巡按控告。在制度设计上,巡按实际上是为普通军民人等设置了一个可向最高权力申诉的机会,而最高权力除通过各省按察司及分巡道对所属府州县例行监察外,特别派遣十三道监察御史出巡府州县,通过审核在案的刑名事件和开放特别的控告窗口,对府州县官吏以及里胥人役实施纠察,并将布、按二司和守、巡道的官吏也包含在内,形成最高权力对地方官吏的巡察制度。由于巡按御史是代表皇帝巡察地方,每当御史按临,地方官吏不仅应接不暇,且遑遑不可终日。协助巡按查办各项事件的推官,便由此获得本职之外的特别权力。每当三年一期的“大计”届临,推官也要协助巡按御史,以及本府知府、本省布按二司等官完成对所属官员的考察。所以,《明史·职官志》说:推官之职在“理刑名,赞计典”。自明代中叶普遍实行御史巡按制度以后,各府推官实际上已非“不预他政”,但其协助巡按查办他府钱粮、刑狱事件,且以核办刑名事件为主,并未超出它“专掌”的范围。虽然每年都有一段时间为巡按所调用,但协助巡按并非兼职。

“推官”一职,于康熙六年(1667)为清朝所裁革。从此,自唐代以后一直“专掌刑名”的推官退出了历史舞台。可是,在明代,不过正七品的推官,却是新成进士的初授之职。小说《新民公案 》的主人公郭四府,实有其人,名子章,字相奎,号青螺,江西泰和县人。隆庆五年(1571)进士。先观政刑部,再外授建宁府推官。小说中的多数公案,说是郭子章在建宁府推官任上所办,由于缺乏案牍的佐证,是否皆系其所为,不无所疑,但对于了解明代推官,这样的公案小说也是很好的参考资料。明代末年,有不少推官的案牍刊刻行世。著名的有毛一鹭的《云间谳略》、李清的《折狱新语》和颜俊彦的《盟水斋存牍》等。要真正了解明代推官,得读这些由推官所撰写的案牍。这些推官皆为进士出身,即使是简叙案情、明决罪刑的官文书,也往往写得文采斐然,值得品味。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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