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申府:书斋中的“革命者”

卫纯   2016-05-08 09:37:32


撰文/卫纯

1919 年 5月4 日的下午,“衣 服破烂不堪,头发蓬乱”,“眼睛瞪得大大”的罗家伦,闯入李大钊的办公室,向李和被自己戏称为“道德君”的张申府,“述说学生被捕前的经过”。多年之后,张申府回忆起这一幕时,说:“我总是接近事件的中心,但又从来没有全面卷进去”,“我可算是革命的同情者和支持者。”(舒衡哲《张申府访谈录》)

出身书香门第、此前又受过新式教育的张申府,于1913 年考入北大理预科。当时北大预科的学制尚为三年,可张申府上了一年后,“觉得并不太吃力,便想去考本科”。但理工科严格规定,报考本科需有预科的毕业文凭;张申府“升学心切”,索性在1914年报考了“只要求同等学力,并不注重文凭”的北大文科,进入哲学门。不过,他“虽然入了哲学门,却一心不忘数学”;

好在数学系主任兼代理学长冯祖荀先生早在张申府预科时就对他很是“青睐”,所以“在哲学门不到两个月”,“一申请转系,便破例照准了”(张申府《所忆》)。

可是转入数学门,张申府心里又放不下学了两个月的哲学。因此,他“上的是数学的课,读的却多是哲学的书。从那时起,主要研究的都是哲学及其有关科目”。当然,数学书始终不离其手,“只是数学题从不肯做,化学实验更是绝少动手”。当时蔡元培尚未主校,北大预、本科之间学风反差极大:“那时北大预科的学长是徐崇清先生。他办理预科一切从严,学风很好。”(陶希圣《蔡先生任北大校长对近代中国发生的巨大影响》)“预科同学看见本科同学是那样的轻松和散漫,不知不觉的看不起本科,而以预科的严格自傲。”(陶希圣《北京大学预科》)而凭惊人表现从预科“跳级”升入本科的张申府,在北大图书馆更是享有“特权”:1915 年时,虽然“北大的图书馆已准备公开阅览”,但“进馆看书的同学还是很少的”;“不大看中文书”的张申府,却“经常在馆的东侧和后边就架读书”,那里正是哲学书与数学书的所在。也正是在那里,张申府发现了罗素的著作。当时他既爱读章士钊所办的刊物(参张申府《我所认识的章行严先生》),又在学业上“兼乎数学与哲学”,因此对以分析哲学见知于世的罗素,很快就产生了兴趣(参《所忆》)。再加上,张申府当时正经受一场旧式婚姻的折磨:“我开始大量阅读罗素,我觉得他关于婚姻自由和性自由的观点十分有意思。他救了我。”“他是我的救主。”(《张申府访谈录》)可以说,张申府以一种被救赎的姿态选择罗素,本身就是一种哲学的方式。

1916年,恃才傲物、特立独行的张申府,“忽然发动了一个‘不考运动’,号召只读书学习,不考试,不要文凭”,招来的只能是肄业的结果。好在蔡元培到校不久,张申府拿着一篇“哲学范围内的”论文、一本法国美学家居约著作的日文译本送给他看,“而且谈起外国学术来”,“总是头头是道”。所以1917年暑假后,张申府“以助教的名义留校工作”(《所忆》)。留校后的张申府表现极其活跃,不但在数学、哲学等学术研讨会上频频亮相(参《数学研究会报告》《文科哲学门研究所第二次月会讲演记录》《理科数学研究所报告》,《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月18日、2月6、8日),而且校中的社会活动也广泛参加:或在消费公社中“提倡互助之精神,消费廉价之物品”(《创办北京大学消费公社通告》,《北京大学日刊》1917年12月27日),或在进德会第一批会员中以唯一一位丙种会员的身份出现(丙种会员:于不嫖不赌不娶妾、不作官吏议员外,又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戒。参《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月22日)。“道德君”的外号或许就典出于此。可见,张申府埋首学术的同时,对外部世界同样倾注热情,并且针对外在的不完满,希图以一种极致的方式来解决。

就在这个过程中,张申府也广泛结识了新文化运动中的风云人物,并逐渐进入《新青年》集团。在最初的登场中,张申府力主以“输入最新思潮为帜志”(张嵩年《致记者》,《新青年》三卷二号,1917年4月1日)。虽然此乃晚清以来一贯的思路,但张申府的解释明显有自己在图书馆用功时的切身体会:

更取实事言之,北京大学已设哲学门五年,设哲学研究所亦已既周岁,乃校中绝无新到之东西文哲学杂志以备读览,此事岂不可骇!(张崧年《劝读杂志》,《新青年》五卷四号,1918年11月)

因此对外国学术既熟悉又自负的张申府,对“正有名气”的胡适并不感冒:认为胡适对西洋哲学“并不很熟悉”,“思想的深入和前进,就更说不上了”;反倒是与李大钊、陈独秀亲近(参《所忆》)。张申府常去图书馆协助工作,能时常与李大钊、陈独秀“聚谈”。谁承想,这聚谈先是谈出了份《每周评论》,后又谈出了个共产小组。

张申府积极创办《每周评论》,显示了他对时事的兴趣。例如对于当时受到瞩目的“世界大战”,张申府也给予了关注(《问救世军》《狗争食》《打仗的》,《每周评论》第二号,1918 年12月29日)。张申府的时评,往往带有“反抗性”的、“彻底改造”的意味,这种趋向反过来也并不仅限于一份刊物上:

现在中国旧房子的难拆,大概总是些尖头尖脑的老鼠在那里作祟……不过要想新房子始终安稳,人也免掉染受鼠疫,实必须尽先把耗子驱除歼灭净尽。(《老鼠》,《每周评论》第三十五号,1919年8月17日)

要想特出,非反抗不可,要保持个性,非反抗不可。(《罗丹》,《新青年》第七卷第二号,1920年1月1日)

这种主张泛言之是建设一种新社会生活,把世界完全改造,实现普遍的友爱之谊—民众的大同。把这个运动的目的条举出来,便是销除藩篱毁掉一切把人分隔的人造界限,通通的去掉。(《“光明运动”》,《少年世界》第一卷第二期,1920年2月1日)

大家要晓得,人的社会本是由人作成的。人本要他怎么样,他就可以怎么样。所怕的只是大家不肯去想,不肯去做。常言道,‘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大家如果去想,能够想出一个比现在好的世界来,更奋力以创造之,他没有不发见的。(《打破现状 才有进步》,《劳动界》第六册,1920年9月19日)

考虑到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也是在这时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因此张申府有上述想法也不算稀奇。不过,张申府在这段时间里的言论,还是有其个人的问题意识:他提出现代民主国家往往标榜“信仰自由、思想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但真正“合理的自由,合乎自然的自由”并不止于此(参《就来的三自由》,《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一号,1920 年1月4日)。首先应该寻求的是“教育自由”。对于教育,张申府一直强调其重要,并且还要求对它“无上信仰”(《民治与教育的关系》,《晨报副镌》1921年12月18日):因为“教育是改造观念的主要方法,改造观念是改造世界的下手处,所以我们对于教育不可不注意”(《就来的三自由》),这连带出“思想”—只有“去思去想”,才是“将来能生存的人”(《“危险思想”》,《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1919 年 5月),“吾们相信能想是人生第一件要紧的事”(《“新学校”》,《晨报》,1919 年12月1日)。所以,“改革社会要以教育为基础”。其次应该寻求“工作自由”,此乃“劳工神圣”的真谛;第三应该追求“男女关系自由”(《就来的三自由》)。或许受过旧式婚姻的困扰,张申府一贯主张“男女的关系,或是爱情,本来都不可看得太过板滞,看得太过重”,“两个男女有爱情,便可共处;爱情尽了,当然走开”,所以要“使离婚制度能够行到中国”(《男女问题》,《新青年》六卷三号,1919 年3月15日)。在张申府看来:“其实‘女子解放’这个名词乃是大大的一个不妥。解放,解放,细剖析起来,实含着轻侮的意味。解放与被解放者,必是立于不平等的地位。两朋友若是互相敬重,绝没有这个说把那个解放的。真正的解放是自己解放自己。”(《妇女解放的大不当》,《少年中国》1919 年10月)可以说,张申府带有反抗性或彻底改造性的言论,其实都指向内在的个体本身—“吾们期望自由,第一便要先由自己自由自己。吾们的心、吾们的精神,不但要伟大,自由更要紧。……必先有了内部的自由,乃有外面的自由可言。”(《自由与秩序》,《每周评论》第三十、三十二号,1919年7月13、27日)正如他凭其所长谈论“数之哲理”时道出的那样:

假使一方面趋于零,别一方面,按着同样的率,趋于无穷,他们的积数便总不变,便总一样。……因此又可知绝不可图灭了一面留一面。

想着世界大同,不可不并行圆满发展个人,个人纯粹独立,占据的事业破灭以后,在创造的事业上个人绝对自由的、个人主义。这都是遵着那条遍行一切的单一道理。(《数之哲理》,《每周评论》第 十一号,1919年3月2日)

这样的思维方式显然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方式相异,这种问题意识的思想资源,其实都来自罗素。张申府广泛译介罗素著作,并在《新青年》中写有《罗素》一文,介绍其生平与思想。其中特别提到罗素“关心政治”,“主张社会改造”,“自号为‘彻底主义者’,自号为‘不可知论者’”,“也研究科学与社会问题,以为游息之所;著有‘离婚论’等”;“他最重视个人,个人的自由,小团的自治,与他哲学里的重视个体与主张绝对多元,实不为无关”;“罗素是极能洞烛社会之根本,现代的病原的,所以他主张改造要从根本下手,绝不枝枝节节而为之……罗素这种主张便也是关系他的注重思想学术,个人自由,爱情善意的。以至他对于教育,人间关系(如男女关系)的主张也都如此”(《罗素》,《新青年》第八卷第二号,1920 年10月1日)。可见罗素对张申府思想的影响之大;而张申府终生也不避讳他是罗素忠实的信徒。

1920 年9月,罗素访华,张申府亲自跑到上海迎接,并陪伴左右以时常问教。虽然那时罗素已公开表达对苏俄的失望,但并没有影响到他和张申府在学术上的讨论。不过,张申府此行除了听罗素演讲外,还兼有“与陈独秀就党的筹组”进行讨论的目的。此前的4月,共产国际东方局的代表魏金斯基来华协助建党时,就已见过他与李大钊;陈独秀写信给张申府,称“建党的事在北京只有李大钊和你两个人可以谈”。期间,张申府也与“觉悟社”“少年中国学会”等社团就联合问题组织过座谈(张申府《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情况的回忆》)。所以,张申府陪伴了罗素一个月,并没有听完全部演讲,就踏上赴法的航船。虽然名义上是去那里的中法大学教书,闲时也去学校听听课;但他在巴黎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却是建立了共产小组。

在巴黎,张申府吸纳了刘清扬、周恩来、陈公培、赵世炎等人进入共产小组,不过,在他看来这只是“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的自由组合而已”(《张申府访谈录》)。他自己又从章士钊那里得到资助,在法国办起了《少年》杂志。在共产小组中,他的工作方式依然是书斋式的办刊、写稿,并承担着中共驻欧通讯员的工作。再加上他每月享受八百法郎的薪酬,与在法勤工俭学的华人学生相比,过着相当舒适的生活。从张申府寄回国内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多关注欧洲各国共产党的实际组织与运作(参《各地劳动运动现状》,《晨报》1921 年 11 月10、12、13、15-17日;《英国共产党与劳动党》《国际党的派别》,《先驱》第三册3月1日),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政治观察性;同时也对当时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是否“真懂得”马克思主义,大表怀疑(《英法共产党—中国改造》,《新青年》第九卷第三号,1921年7月1日)。因此,他既不能像赵世炎那样做到全部时间投入到工厂中,也不能对广大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抱以真正的理解与尊重(即便成立勤工俭学同盟后也是如此)— “当周恩来、赵世炎、邓小平及其他人讨论建立少年共产党的文章占满《少年》杂志的篇幅时,张申府却仍然沉浸在他自己建筑的世界中。”(《张申府访谈录》)在实际工作中,他呼吁“完人”理论:“作事是非求完人不可的,不是完人绝作不出什么大事业出来。‘小德’是万万出入不得的!”(《完人》,《新青年》第九卷第六号,1922 年7月1日)这既显得刚愎自用,也难以亲力亲为,以致许德珩日后解释自己为什么没有参加欧洲的中共组织时,“仍然以怨愤的心情”说道:“我听是张申府负责的,我连想也不想,因为我不要在他底下做事。”(《张申府访谈录》)

和周边志趣大为不合的张申府,于1923 年遭遇过一次短暂的“逐党”;等到1925 年的“四大”会议时,因反对建立“联合战线”而与其他同志意见相左,索性自动宣布“脱党”了。当时,张申府为此向李大钊解释说:“赞成我多的我就干,赞成我的是少数我就滚蛋。我可以在党外帮助干。”(《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情况的回忆》)最后一句,和他“五四”那天的心情,当是如出一辙。

(作者单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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