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王力先生讲课

段宝林   2016-05-08 09:37:26


撰文/段宝林

最近,中华书局出版了《王力全集 》(25卷本),这是一件大事。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召开了学术讨论会。来自祖国南北的许多语言学家一致肯定王力先生作为一代宗师,是 20 世纪中国第一位语言学家。他运用科学方法对汉语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其中许多研究都是开拓性的,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我有幸听过王先生的课,并且与王先生进行过一些长谈。至今印象深刻。在此做一点回忆,可能对年轻人还是有用的吧。

我和王力先生几乎是同时来到北大的。

1954 年,我从上海华东作家协会考到北大中文系读书,王力先生也是在1954 年来到北大的;不过他不是一个人,而是带着中山大学整个语言专业师生一起来到北大中文系的。

我虽然在文学专业,但从二年级开始,还是学了王力先生的好几门课。其中有“现代汉语2”“汉语史”“汉语诗律学”等等。

王力先生讲课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系统性很强,很有条理。每一门课都有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这和一些老北大的名师们只讲自己的心得而重点发挥,甚至想到哪儿讲到哪儿的讲课风格,是大不一样的。

王力先生讲课前,都写了讲稿。在多次教学中,不断修改、增补,然后正式出版。像《汉语诗律学》就是这样成书的。此书内容十分丰富。讲课只能选其中的重点来讲,于是根据课时的长短,又写了《诗词格律》《诗词格律十讲》等大小不同的著作,有些是很深的专著,有些则是普及性的。这些书其实原来都是在不同场合的讲稿。

王力先生讲课非常精炼、清楚,从容不迫,一字字地讲下去。有时离开讲台,低着头从教室的这边走到那边,一边思考一边讲,有时一段讲完,会说一句:“这是一段。”

这样,是很方便我们记笔记的。

为了使同学们增加感性知识,在当时没有录音机的情况下,王力先生想出了一些很好的方法进行生动的语言教学。

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在俄文楼 201大教室,王力先生讲“现代汉语2”,突然把我叫了起来,我吃了一惊。当时上课是不点名的,这是检查我缺课了吗?并不是。

原来当时正讲推广普通话问题,当讲到入声字的发音特点是发音比较高昂短促时,王力先生忽然点了我的名字,把我叫起来,要我讲扬州话的“积极”“迫切”这两个词。

我用扬州话大声说了之后,大家都笑了起来。可见,对入声字的发音高昂短促的特点,大家都有了清楚的印象。

让我感到奇怪的是,我作为一个普通的二年级学生,和王力先生没有一点交往。他怎么知道我是扬州人呢?我想,这一定是王力先生在备课时,特别认真,不仅遍查有关的书面文献,而且为了教学效果更加生动,他老先生还不怕麻烦,到系办公室查阅了学生登记表,了解学生的籍贯,这才找到了我。

王力先生讲课,对时间控制得很好。往往是刚刚听到下课的铃声,王力先生正好刚刚讲完。

后来,我向他请教:怎么把时间掌握得这样准呢,究竟是怎样掌握好讲课时间的呢?

王力先生说:“讲多了,就有经验了。可以多准备几个例子,根据时间来增减。时间多就多讲一点,时间少就少讲一点。”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当了中文系的教改组长,为了很好地向王力先生学习治学经验,特地找他谈了几个晚上,受到了极大的教益。

王力先生从头到尾非常详细地讲了他整个的治学过程和教学经验,许多事情使我震惊。

他说他没有上过中学,就去上大学。大学也只上了一两年就考上了清华研究院。这对于我们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

原来,王力先生出生在广西的一个小县城博白。因为家境贫寒,小学毕业之后就在老家当小学教员。当时邻居家有人从广州买回了许许多多新旧书籍,他都借来如饥似渴地阅读。这种读书治学,使他掌握了国学经典和新文化知识,打好了文化基础。在县城的对联比赛中,他屡次夺冠,展露了文才。一些地方上的社会贤达,认为王先生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于是资助他到上海读大学。就这样,他没有读中学,却上了大学。

他因为没有学过英语,开始学习很困难,但是很快就跟上了。王力先生上了两年大学,还没有毕业,却又奇迹般地考上了清华研究院,成了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四大导师的学生。

王力先生说:陈寅恪先生爱出偏题、难题,连别的老师也不一定能回答得出来,后来大家就去问他答案。不过,他出题虽难,给分还是很宽大的。

清华研究院毕业后,王力先生又去法国留学。

刚到法国时,不会说法语,他就大胆地接触各种人练习法语口语,半年之后,就可以做翻译了。这种积极努力、大胆去闯的精神,给我很深的印象。

后来,我努力学习王先生这种大胆向前闯荡的精神,受此影响,我也大胆地去闯世界。在学术上,大胆探索创新,在民俗调查中,也大胆地在国内外各处跑。我只靠新中国成立前在扬州中学时所学的一点英语,到亚非欧美三十二个国家开会或进行民俗考察,学到许多新的民俗知识。2014年,我八十岁时,还一个人单枪匹马到英国考察了二十天,发现英国有许多龙的图案,甚至在一英镑的硬币上,也有一条龙。

王力先生对年轻人的探索是积极支持的。1983 年开始,我联合全国各民族的民歌研究者和语言学家,从事民间诗律的研究,1985 年编了一本《民间诗律》研究文集,请王力先生写序。他本来以为,民歌是自由歌唱,没有格律可言的,后来看了一些论文,改变了原有的看法,写了一篇很好的序言。

序言写好之后,王力先生请他的学术助手张双棣同志拿来征求我的意见,说如果没有意见,王力先生要用毛笔重抄一遍。我感到王力先生很忙,就说:“王先生太忙,就不用再抄了吧!”—后来看到王力先生给何九盈写的序影印出来了,我感到很后悔。我失去了一次获得王先生墨宝的好机会。—我看到王力先生对此书评价很高,说我们“对民间诗律做了很好的研究”。我当时认为这只是初步的研究成果,就建议他把“很好的”改掉了。现在看来,这是具有开创性的,也是很好的科研成果。后来,王先生的这篇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又编了《中外民间诗律》《古今民间诗律》两本大书,把中国全部五十六个民族和外国二三十个国家的民间歌谣、民间长诗和民间戏曲中的韵文格律都做了很好的研究。这种开拓性的工作,对新诗创作的繁荣和中外诗律的研究,都非常有用,得到了冯至、臧克家、贺敬之、周祖谟、吴小如、公刘等著名诗人和学术大家的积极支持和高度评价。

王先生“龙虫并雕”,他的诗文也是写得很好的。抗战时期,他在昆明的报纸副刊上经常写杂文随笔,被列为当时“三大散文名家”之一。这些文章后来多次编成文集出版。

1979年,王力先生参加了第四次文代会,正好我和他都在北京代表团的文学组,而且同他住一个屋。我发现王力先生的睡眠很好,午睡能很快睡着。在开幕式上听到邓小平同志的讲话,王力先生非常激动,就在开会的第二天就写出了一首几十行的古体诗,在《北京日报》发表了。我们都很吃惊。问他怎么写得这样快?他说:“早晨醒得早,躺在床上想好了,写起来很快。”

王力先生抓紧一切时间进行研究、思考。在抗战逃难的途中,他没有带什么书,只带了一部《红楼梦》。于是,他就研究《红楼梦》的语言,发现了白话的语法规律,研究汉语的理论问题。他从书中选出了许许多多例句,分门别类抄在一些练习本上。从北京到昆明,一路上都在研究、思考。后来就用这些材料在西南联大进行语言教学,作为讲稿和教材,写成了一部书。在印刷之前系主任闻一多教授看了,建议他分为两本。这就是后来非常著名的《中国语法理论》和《现代汉语语法》。

王力先生对我说,他研究语言的兴趣极浓,每天都很高兴地去搞研究,八十多岁了,还准时到工作室上班,每天工作九个小时,思考新的问题,一点也不感到累:好像有瘾,一天不研究语言学,就很不舒服,是以每天都兴致勃勃地在看书、思考、写作。他发现《康熙字典》等古书中的许多错误,要在新的著作中一一加以纠正。

这是王力先生一辈子的治学经验和体会。我学得很不够,不过也逐渐体会到研究创新的快乐。一天不看书、思考、写作,我就会感到很不舒服。虽然现在已经年过八十,仍然对民间文艺学、民俗学、文艺理论的创新问题兴致勃勃地进行探索,乐此不疲。

王力先生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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