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事浩茫话当年:纪念《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

耿云志   2016-05-08 09:36:46


撰文/耿云志

(一)

近代历史上曾发生过许多大的群众性运动,但能够在很久之后,仍能勾起生动的记忆,使人感到有如复临其境一样的激动和振奋,似乎只有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可以当之。

人们都知道,新文化运动是由于《新青年》杂志向青年灌输新思想、新观念而引发的。而“五四”运动又是由于新文化在新青年中发酵,受到外患的巨大刺激而爆发出来的。

人们也知道,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都与一战的爆发以及协约国家的胜利有重大关系。这一胜利被看成是和平、民主、民族自决主义的胜利。于是,一股和平、民主与民族主义的思潮,像海潮一般涌入中国大地。

当时国内是一种什么情况呢?

辛亥革命后,中国曾一度短暂地闪现民主的新气象。但随着政权落入专制者之手,一切向复旧之路倒退,乃至两度公然复辟帝制。革命者与改革志士为之奋斗、牺牲,却只保得一块共和国的招牌。正如陈独秀所说:“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苦。”(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1卷6号)著名大记者黄远庸,以他多年的记者生涯,亲历各种事变,目睹军政乱局,他指出,有势力者,惟势、惟利是求;无权百姓,只有痛苦呻吟。

在如此情况下,有权有势者致力推动尊孔、尊儒,教育、文化皆以复归传统为尚。他们深知,这是最有利于维系他们的权势的。部分先觉者始悟,为扭转倒退的趋势,为救国家民族于沉沦,为适应世界发展进步之潮流,非下大气力改变国民的思想观念不可,于是乃有《新青年》之出世,乃有新思想、新观念之大力灌输。

(二)

中国人知道中国之外有世界,中国文化之外有很高等的西方文化,是从清末开始的。首先是林则徐、魏源,再到冯桂芬、郭嵩焘等辈,而尤以严复与梁启超贡献最大。但新文化运动以前,对西方文化被动的介绍居多,主动的选择较少;表层的接受较多,深入的理解较少。其中除郭嵩焘、严复等极少数人真正亲身接触过西方文化,梁启超只有短时游历,馀人皆不曾对西方文化有切实的了解。而到新文化运动起来的时候,已经有大批的留学生自欧美归国,他们皆在西方生活、学习数年之久。有些人,例如胡适,还颇能深入到纯粹西方人圈子内的生活,包括其私人生活中,有的甚至与西方人结婚。他们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远非前人可比。所以,新文化运动时期,文化运动的领袖们的世界观念,及其世界化的文化意识,已经相当明晰而确定。

第一次世界大战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特别是中国参战以后,已经是以比较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事务。因此,在文化上,中国人也开始自觉地体认中国文化作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的事实,而不再自外于世界,不恰当地自命为高出于世界文化之上,甚至根本不同于世界文化的另类文化。而开始意识到,只有置身于世界文化之中,不断地与之互动,吸收我们所需要而又较缺乏的,同时又贡献出我们自己的优秀文化,我们才能更快地进步和发展。所以,陈独秀说:“居今日而言锁国闭关之策,匪独力所不能,亦且势所不利。……于此而执特别历史国情之说,以冀抗此潮流,是犹有锁国之精神,而无世界之智识。国民而无世界之智识,其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1卷1号)在陈独秀看来,发展中国的近代教育、实业,根本的目的是“求适世界之生存”(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青年杂志》1 卷 2 号)。生今之世,世界已经大通,各国各民族互相依存,任何国家不能自外于世界,孤立地生存。所以,必须以世界化的眼光来看待问题,来图谋未来之发展。

胡适明确地肯定,人类文化具有无法否认的共同性,大家都是在谋求物质与精神的满足,区别只是所用的方法、手段不同。然而,随着世界大通,方法、手段不断地互相借鉴。所以,从大趋势看,文化的世界化是不可抗拒的。这当然不是说简单地归于同一,而是说,各民族的差别、特点,只是引起互相观摩、互相借鉴的兴趣,而不再是阻隔文化交流的障碍。胡适在美留学时,即已立下以沟通中西文化为使命的决心。他在给好友许怡荪的信中说:“适居此四年半,学业所成就,无异于恒人。惟颇通晓此邦之文明、学术、政教、人心。此中所得,远胜读书十年也。”(胡适《胡适致许怡荪的信》,1915年3月9日,据亚东图书馆抄稿)正因胡适有如此基础,遂使他成为民国时期引导中西文化沟通、结合,创造中国新文化的最重要的领袖者之一。

胡适为自己定下一条原则,即,在国内专意强调西方文化的好处,在国外专意强调中国文化的好处。他坚信,在世界化的大潮流中,不肯落伍,积极参与互动,各民族就可以因分享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而使自己得到发展。

给予新文化运动以有力支持的蔡元培,他所主张的著名的大学教育宗旨:“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实得世界化之精义。

另一位著名教育家蒋梦麟坚信,中西文化本质上是相通的。即如道德原则,中国人讲“忠”与“恕”,西方人也同样讲究,“各国的真正士君子,莫不如此的”。其他如对待知识的诚实态度,观察经济生活与政治、伦理之关系,也都是基本相通的。正是基于此,他积极提倡系统翻译代表西方文化的经典著述,使国人了解西方,促进中西文化的结合,使中国文化、思想学术发扬光大。在世界化的文化大潮中,每一个民族都是贡献者,也是受益者。

鲁迅讲“拿来主义”,是深切了解文化世界化的大潮,勉励国人,不可犹豫彷徨,凡人家文化上的好东西,我们尽可以大力学习、借鉴,久之,自能推陈出新,创造出中国的新文化。

一战以后,世界化的趋势更加明显。新文化运动兴起以后,中国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种大趋势。所以,自中国封闭的大门被打开以后,将近八十年中,人们在感受屈辱、极不情愿的情况下,渐渐知道一些西方世界的情形。如今,第一次拿出主动的精神、态度,迎受西方文化,并加意拣择。同时,也以新的态度和方法,来整理固有的文化遗产,为中西文化的结合创造中国新文化建立之基础。有了这种认识,国人得以渐渐改变屈辱与不自在的心态,渐渐尝试在世界化的文化交流中分享人类文明成果,同时贡献自己民族文化的精华,从而不断增强自信。

(三)

新文化运动最能使青年们感奋的,是“个性解放”的口号,亦即“个性主义”的观念。

梁漱溟先生曾说:“中国文化最大的缺失,是个人不被发现。”这是梁先生一个极有价值的见解。

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第一点就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要求青年务必“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他说:“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惟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 青年有了独立的人格,便不再是家长、族长的私有物;也不再是师长或官僚的仆从,要能自断是非,自决弃取。

胡适说:“真的个人主义,就是个性主义。”(胡适《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胡适文存》卷四,亚东图书馆,1921,174页)又指出:“发展个人的个性,须有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胡适《易卜生主义》,《胡适文存》卷四,35页) “个人若没有自由权,又不负责任,便和做奴隶一样。” (同上, 36页)

高一涵在《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这篇长文中,第一次向中国人系统深入地说明个人与国家的真实关系。他指出:“共和国民其蕲向之所归不在国家,乃在以国家为凭借之资,由之以求小己之归宿者也。国家为达小己之蕲向而设,乃人类创造物之一种,以之保护小己之自由权利,俾得以自力发展其天性,进求夫人道之完全。质言之,盖先有小己后有国家,非先有国家后有小己。”(《青年杂志》1 卷1号)高氏此说,真乃石破天惊之论。

从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认识个人的独立地位,认识个人的价值,这一点十分重要。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是伦理意义上的最高主体,隶属其下的所有臣民,都必须无条件地效忠于它。个人被视同无物,自然谈不上什么个人的欲求与权利。现在《新青年》的作者们要大家明白,先有个人,后有国家,国家是个人集合而成,没有个人就没有国家,个人先于国家;而且千千万万的个人之所以要组成国家,是为了保障每个个人的利益。每个个人的利益得到保障,国家才会安定。反过来,既然国家能够保障每个个人的利益,因而每个个人也就愿意贡献自己的力量去保卫国家和建设国家。认清这个道理,一方面使广大青年摆脱奴性的国民心理,自觉主人的地位与权力;另一方面,更因而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与使命,努力提升自己,运用自己的知识、能力去改善社会,改善国家。

中国文化自独尊儒术以后,“人”这个词,就总是作为一个类概念而存在,是个抽象的东西,绝少有人把“人”作为具体的、个体的人来对待。既然是抽象的人,则谈他的欲望与权力,同样也是抽象的。脱去抽象,还原具体,人是一个一个的真实存在,一个一个的真实的“我”。

近代中国第一个把真实的个人凸显出来的思想家是严复。他解释中国人的“恕”与“絜矩”,是“专以待人及物而言;而西人自由,则于及物之中,而实寓所以存我者也”(严复《论世变之亟》,王栻编《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2-3页)。“存我”,便是“个人”的独立被确认。以后梁启超在大力阐发他的新民学说的时候,指出:“吾以为不患中国不为独立之国,特患中国今无独立之民。故今日欲言独立,当先言个人之独立,乃能言全体之独立。” (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中华书局1989 年影印本, 44页)到新文化运动起来,陈独秀、胡适、高一涵等把“个性主义”“个人的解放”的道理说得明晰而透彻。个性、个人,当然包括几乎占中国人口一半的中国女子。女子解放是新文化运动一个非常突出的亮点。

发现“个人”,具有无比深刻的意义。它从抽象的人,提升为具体的人。中国古代思想家,尤其是儒家一派的思想家,往往都以为“类”高于个体。人所禀赋的本质,在普通个体的身上,总是不完全的,有缺陷的。所以,他们总是强调个人要克制自身的种种欲望,力求达到他们说的玄之又玄的普遍的人性。他们以抽象的人性来罩住每一个人,任何个人都没有机会展示自己的个性。而真实的人性,其实只有在具体的个体的人身上才能展现出来。抽象的人,作为一个类概念的人,是无从展示其人性的。个人的发现,突破抽象的人对所有真实的个人的笼罩,迷雾散去,具体的个人则鲜活地独立起来。人性,人的权利,都被要求在具体的个人的身上彰显出来。守旧的人,常常以为,一强调“个性”“个人”,就会酿成人欲横流的局面,这完全是多虑。真的个性主义,实际就是自利利他主义。因为个人要自立、自尊,要维护个人的权利,就必须尊重别人有同样的权利。人总是要与别人同处。有利于别人、有利于大家的,也必定有利于自己;相反,损害别人、损害大家的,最终也必定损害到自己。

个人的发现,对个人独立自主的人格、对个人权利的强调,是《新青年》倡发的核心观念之一,它既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出发点,也是现代民主政治的落脚点。

(四)

《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所努力散播的世界化与个性主义的新观念,在广大青年中得到了热烈的响应。

《新青年》的读者们,受到新文化运动震荡的青年们,有如久处暗室的人见到光明一样,奋然兴起。武昌中华大学中学部“新声社”(其负责人是恽代英)致信给《新青年》编者说:“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的醒悟过来,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了曙光一样。……我们既然得了这个觉悟,但是看见我们的朋友还有许多都在黑暗沉沉的地狱里生活,真是可怜到万分了。所以我们‘不揣愚陋’,就发了个大愿,要做那‘自觉觉人’的事业。”(《新青年》6 卷 3 期《通信》)此话反映了新青年普遍的心声。

这些青年从《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中,主要吸收了的,就是上面指出的个性主义与世界化的观念。

著名作家茅盾曾回忆说:那时候,所谓新思想只是“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等等民主主义的东西。他的说法是不错的。那时侯,最能抓住青年的心的,就是“个性主义”“个性解放”的口号。例如湖北武昌一个青年团体叫日新社,他们发表一篇《自励词》,说道:他们的最大动机就是“把我自己弄成一个顶好的人”(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一),三联书店,1979,140页)。把自己弄成一个顶好的人,这正是个性主义的必然追求。又如,新民学会的会员蔡林彬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吾人之穷极目的,惟在冲决世界之层层网罗,造出自由之人格,自由之地位,自由之事功。”(同上,17 页)又如《〈新潮〉发刊旨趣书》中所说的“造成战胜社会之人格,不为社会所战胜之人格”(《新潮》1 卷1期),也同样是揄扬个性的意思。一个化名为“宏图”的青年发表一篇《平民教育谈 》,其中说道:“平民教育第一个宗旨,是要人民都有独立的人格。”河南省第二中学学生组织的“青年学会”发表其宗旨称:“青年学会的宗旨是:发展个性的本能;研究真实的学问;养成青年的真精神。”(同上, 101页)《浙江第一中学校学生自治会半月刊发刊词》中说:“自从今天起,学生拿自己管束自己,尊重个人的人格,发展个人的本能。”(《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二集下册,三联书店,1959,599页)

我们都知道,个性主义所追求的是人—每一个个人—的解放,所以女子的解放、男女平等,自然是题中必有之义。《新青年》的个性主义也感召了当时的青年女子。有一个女青年化名皣,写信给陈独秀说 :“余不幸为女子身,更不幸而为中国积威渐约曰家、曰族之礼教女子身。意非无所议,口非无所道,自分长兹已矣,当闭口不响人言。……得阅贵杂志,独欲为女子扬眉,则是女子之人格,其或由贵杂志而人其人,斯二万万之奴隶幸福不浅,余其一也。”(《新青年》2 卷 5 期《通信》)一位用英文署名 Miss N.U.Mou 的女青年致信《新青年》的诸位编者说 :“我想做一新女子!并使他人也做新女子!……我的新女子,乃要合着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趋势!除去四千馀年玩物的名字,及免终身做男子的婢女,享国家平等的幸福。”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4 册,黄山书社,1994,647-649页)

从上面所引证的材料,我们看到,新文化运动中我国的青年男女们,如何想望使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有自由意志的,能够自主、自择地为社会、国家的进步贡献力量的人。从此也可见,那时候的青年男女们,从他们的导师们那里接受过来的个性主义的新思想、新观念是纯洁而健全的。他们所要的,只是要“把我自己弄成一个顶好的人”(《五四时期的社团》(一),140页);只是追求“人人苟能标榜个体改良主义,积极进行,互事劝勉,积之既久,安知他日之中国,不朝气光融,欣欣向上耶?” (孔昭明写给陈独秀的信,见《新青年》2 卷 4 期《通信》)

可见,那种攻击个性主义是废弃道德、人欲横流的指责纯属无稽之谈。

《新青年》所传递的世界化的新思想、新观念,在当时的青年界,也同样引起了相当的反响。这自然也同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与当时的世界大势有密切的关系。著名的少年中国学会的组织者王光祈说:“世界潮流排山倒海直向东方而来,中国青年受此深刻刺激,顿成一种不安之象,对于旧社会、旧家庭、旧信仰、旧组织以及一切旧制度,处处皆在怀疑,时时皆思改造,万口同声的要求一个‘新生活’。”(王光祈《工读互助团》,见《五四时期的社团》(二),369页)当时在北大读书的张嵩年写信给《新青年》的编者说:“居今讲学,宜以能与世界学者共论一堂为期。苟不知人之造诣,何由与人共论?今之世界所谓大通之世,处斯时世,倘欲有所树立,必应受世界教育,得世界知识,有世界眼光,具世界怀抱,并令身亲种种世界事业。”(《新青年》5 卷 4 期《通信》栏之《劝读杂志》)这已是很清晰的世界化的观念。傅斯年所写的《〈新潮〉发刊旨趣书》明确提出:“同人等以为国人所宜最先知者有四事:第一,今日世界文化至于若何阶级?第二,现代思潮本何趣向而行?第三,中国情状去现代思潮辽阔之度如何?第四,以何方术纳中国于思潮之轨!持此四者刻刻在心,然后可云对于本国学术之地位有自觉心,然后可以渐渐导引此‘块然独存’之中国同浴于世界文化之流也。”(《新潮》1卷1期)坚认中国应“同浴于世界文化之流”,这是当时被唤醒的一代青年们很可宝贵的觉悟。有这种觉悟的青年实在很多。这里无须一一列举。事实证明,近代以来,中国凡较开放的时期,凡多少表现出一点愿意“同浴于世界文化之流”的时候,中国的进步与发展便快些;相反,则会停滞,甚至倒退。

青年们被世界化的新观念鼓动起来之后,有时表现出比较急激的追求世界化,有时会带一些盲目性,例如他们对于世界语的态度就是一证,这里不详细讨论。

世界化,决不是拿某种所谓“世界的文化”或某一种被认为先进的文化来取代我们固有的文化,而只是提倡一种健全的文化心态,用开放的眼光看世界,与世界各民族、国家在文化上建立起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从而既可无障碍地学习别人的好东西,也可无障碍地将自己的好东西贡献于世界。这是谋求人类共同的进步与发展,或者说,是在人类共同进步发展中实现自己的进步与发展。

(五)

人们都熟知,以往叙说新文化运动,都以民主与科学作为两大核心概念。这自然有其道理。但反思过去,可以发现,一则,民主与科学不在同一层面;二则,在实践中,人们往往把民主视为某种形式化的制度架构,因而纷纷致力于设计主观上认为最合理的制度框架,结果是很少在社会实践中落实。对于科学,人们则往往只是短视地追求科学在技术上的应用,忽视了科学基础理论的重要,更因而忽视了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的普遍意义。我个人认为,把问题提到更高的层次上,从世界化与个性主义的层面上去看,则民主与科学精神的普及是世界化与个性主义向前趋进的必然结果。试想想看,一个真正开放的国家,时时处于世界互动之中,先进的东西不断地为我所用,我的好东西亦随时贡献于世界,丰富和提高世界文化,我们既是世界文化的创造者,也是世界文化的享有者,人家有的好东西,我都拥有,何愁我们不能跻于世界先进之林?又想想看,个性主义真正得到发扬,每个人都能自立、自尊、自重,因而能够充分自治;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权利,珍惜自己的权利,学会正确运用自己的权利,何愁民主制度不能落实?每个人都能充分释放自己的创造精神与创造能力,凭自己诚实的劳动,创造出自己的幸福,何愁国家不富不强?既富且强,何愁人民不爱她?

世界化与个性主义,是近代文化发展的两个根本趋势。清末时期始有极少数先觉者逐渐意识到这一点。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因中国多少主动地参与世界进程,由一批先觉者,引领差不多一代青年之有觉悟者,循着这两个根本趋势,努力奋斗。他们有的参加了革命,有的投身各种社会事业,其中不乏佼佼者。当然,无论在个性主义的问题上,还是在世界化的问题上,都可能出现某些负面的现象,这是不足怪的。农民播撒到地下的种子,长出来的,不一定都是好苗;工人按同一的图纸生产出来的产品,不一定都是上品。海涅曾说,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我们不应当因为有某些负面现象,就否定整个进步发展的大潮流。

如今,我们进入改革和开放的年代,并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人们可以更清晰地认识到,一百年前,《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揭示的世界化与个性主义两大趋势的伟大意义。改革,就是解放生产力,就是解放人的创造精神与创造的能力。开放,就是面向世界,以世界化的眼光观察中国问题,“同浴于世界进步潮流”,并推动这一潮流的进步。我们的实践正在证明这一点,并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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