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昆曲琐忆

撰文/洪惟助   2018-07-23 10:02:54

1990年以来,我开始昆曲文物资料搜集及田野调查,平时与学生闲聊,会谈到这些事,有时学生听得兴味盎然,就劝我写下文章。但这类文章,学术期刊不接受,一般报纸副刊和杂志也很难登刊。现在趁台湾“中央大学”博物馆开馆之际,写下一些回忆,也许是适当的时机吧?

一 张充和手抄曲谱

1991年6月我赴美国哈佛大学,赵如兰教授邀我在东亚文明系当访问学人。大部分时间在燕京图书馆看书。有机会认识考古人类学系张光直教授(曾任台湾“中研院”副院长),他的办公室就在燕京图书馆斜对面毕巴底考古民族博物馆(Peabody Museum)里面,每周大约有一二次我们会相约共进午餐。8月3日,张光直教授打电话给我:“张充和女士和夫婿傅汉思现在我这里,过来见面。”张光直曾任耶鲁大学考古人类学系主任,傅汉思曾任耶鲁大学东亚学系主任,二人曾共事,光直夫人还向充和学昆曲。当日与汉思、充和夫妇相见甚欢,充和邀我到她家住几日,我欣然同意。8月4日午餐后,汉思开车,三个多小时抵达他们“也卢”的家(位于耶鲁大学不远的“新港”New Haven)。是一栋木造两层楼的房子,窗明几净,庭园约有一千平方米,花木扶疏,种有竹子、葫芦,是从中国移植来的。当天晚餐即见到台湾来的耶鲁博士生王瑷玲,她说她的姐姐是王琼玲,是我台湾“中央大学”的学生。学生之妹,益增亲切。当晚唱曲,充和吹笛,她说中国带来的笛子,由于美国气候干燥,常常裂开,她索性制作了一只金属笛子,音色还不错。王瑷玲从充和学曲不久,也唱了《长生殿•絮阁》。第二天(8月5日),参加纽约海外昆曲社在社长陈富烟新泽西家的曲会,参与者除了充和、汉思、陈富烟、我之外,还有住华盛顿特区的曲友王希一、张惠新夫妇,前江苏省苏昆剧团小生尹继芳,前上昆演员蔡青霖、史洁华,画家王令闻,画家马白水夫妇等十馀人(图1)。在充和家住了六天,白天汉思带我去参观耶鲁大学图书馆、博物馆,也曾和王瑷玲的博士指导老师安敏成聚餐。晚上与充和谈曲论艺,她有十多卷录音带,都拷给我,其中有赵景深的唱曲。她拿了许多书画、印石出来欣赏,包括她手写的曲谱手折。充和是曲家又是书法家,字迹古雅娟秀,手折确实迷人。她看我喜欢,就把一件《牡丹亭•游园、惊梦、寻梦》的手折送给我。我打开一看,是在前几天(即1991年7月26日)完成的,这一天刚好是我的生日,如获至宝,不胜欣喜。9日晚上,充和拿出三大册《曲人鸿爪》给我看,从1937年吴梅题字开始,大多是响当当极有分量的名人,如吴梅、王季烈、李方桂、胡适、余英时等,看过之后,要我题字,我是一个很容易胆怯的人,遇到好纸或在名家、众人之前总写不好字,但那天晚上竟连谦词也没说一句,提起笔来很快就轻松写好了。

1992年10月台北“国家剧院”为庆祝成立十周年,制作昆剧《牡丹亭》演出,邀请上海昆剧团旅美名角华文漪饰杜丽娘、史洁华饰春香,台湾京剧名小生高蕙兰饰柳梦梅,演出四场(后来加演一场),并委托联合文学杂志社执行,在台湾“中央图书馆”举办“汤显祖与昆曲学术研讨会”,台湾“中央大学”戏曲研究室筹办“昆曲文物展”。主办单位邀充和来台湾参加研讨会,讲评我的论文。充和看了台湾中大戏曲室的文物展,很高兴,戏曲室才成立十个月,竟在三百多平方米的空间展示了丰富的收藏。当时就答应再送我一册她精缮的手折《长生殿•絮阁》,并答应送我一支她珍藏的顾传玠的平均开孔竹笛。竹笛后来由王瑷玲从美国回台湾时带回来给我。

二 俞振飞的褶子

1991年4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振兴昆剧指导委员会等二十个单位联合主办的“俞振飞诞辰九十周年、舞台生活七十周年祝贺活动”在上海举行(图2),演出十五台京昆戏,4月9日人民大舞台演《贩马记》,俞振飞扮演《团圆》一折的赵宠。这是俞老最后一次粉墨登场(赵宠《写状》由蔡正仁饰演,《三拉》由李松年饰。李桂枝由张静娴、李玉茹、李蔷华分饰)。并有研讨会、餐会等活动。台湾有许多曲友前去参加,我全程参与,和俞老有几次见面、谈话的机会。我和俞老说:“我规划在台湾成立昆曲博物馆或文物陈列室,俞老师是否有戏服,送我们一件。”俞老说:“经过‘文革’,可能都没有了。不过,我再找找看。”此后,我不敢再提此事。1993年俞老过世,台湾剧作家贡敏前往吊祭,俞师母李蔷华女士将此件褶子交给贡敏先生,说:“俞老生前嘱咐此件褶子要送给洪惟助教授,烦你带回台湾,交给洪教授。”俞老一诺千金,令人感动,此件褶子乃俞老于1958年4月至10月为访问欧洲七国(英国、法国、瑞士、比利时、卢森堡、捷克、波兰)与言慧珠女士演出《百花赠剑》所制。

俞老据其尊翁俞粟庐口授唱法校订折子戏二十九出,由吴中书家庞蘅裳精缮,于1953年在香港出版,名曰《粟庐曲谱》。1991年3月“文建会”主办、“中华民俗艺术基金会”承办之“昆曲传习计划”亟需唱曲教材,我们想到《粟庐曲谱》是最适当的曲谱教材,又适逢俞老九十寿诞,乃在台湾重印一千册,呈俞老一百册以为祝寿献礼。1996年再印一千册,2012年由台湾重制再版。在台湾的三次印行,俞老及夫人李蔷华女士都慨然应允。?

三 倪传钺苏州昆剧传习所旧址图

1981年苏州昆剧传习所创建六十周年,倪传钺先生作“苏州昆剧传习所旧址图”,题云“余曩曾学艺于此,今逢创立六十周年,作此志念。辛酉之秋,古吴倪传钺,时年七十又四”。1991年我访倪先生,和他说:“倪老师,苏州昆剧传习所创立六十周年,您作一图志念。今逢七十周年,是否再作一图,我携回台湾,让台湾的昆曲爱好者也能瞻仰您的作品,缅怀昆剧传习所对昆曲传承的影响。”倪老师欣然同意。但到第二年的二月才画好,题款云:“辛酉之秋,曾作一图纪念创建六十周年,匆匆十载,又逢七十周年,再作此图为贺。壬申二月倪传钺,时年八十有五。”壬申三月他又用毛笔写了一本手折《寄子》,与昆剧传习所图一起送我。20世纪90年代,我每年赴大陆至少二至六次,到上海常访倪老师,顾兆琳兄经常陪我去,并带了笛子,倪老师兴来要唱曲,或论昆曲,需唱曲说明时,就由兆琳吹笛。有时会录音、录像,这些纪录都留在台湾“中央大学”戏曲研究室。访倪老师常问他传习所到仙霓社的情况,有一次他就给我五页的手写稿,题《昆剧传习所、新乐府、仙霓社演出概况》。我曾问他在传习所学习、生活的情况,他用铅笔为我画了昆剧传习所的配置图。我为倪老师唱曲的录音有:《千金记•追信》《麒麟阁•三档》《弹词》《一枝花》《长生殿•酒楼》《琵琶记•扫松》等(图3)。

四 胡忌传淞先生灵前长歌

1990年9月至1991年8月我休假一年,1990年秋天与曾永义教授规划“昆曲传习计划”,1991年3月传习计划开办,此时就与周纯一规划编撰《昆曲辞典》,并规划在台湾“中央大学”成立“戏曲研究室”,搜集资料,以为编辑辞典的基础。因历史原因,在台湾能够看到的昆曲资料有限,研究昆曲者亦少,编纂《昆曲辞典》,必要赴大陆访求资料,向大陆研究昆曲的前辈学者请教。1989年年底台湾开放公教人员赴大陆,1990年农历初四我即赴南京参加江苏省社科院举办的“两岸古典小说研讨会”,此时认识了《昆曲发展史》的作者胡忌先生、刘致中先生和南京大学吴新雷教授,他们是对昆曲有长远关注的学者。1991年4月、5月我在南京住了两个月,每天从早到晚与胡忌、刘致中、吴新雷四个人聚在胡忌家,天南地北无所不谈,谈得最多的当然是昆曲,尤其是我规划编纂的《昆曲辞典》,从体例、架构到轶闻趣事,无拘束地论谈。刘致中藏书数万册,不乏珍本,而且读得烂熟,谈论中经常引经据典,包括此事见于某书第几章第几节,都记得清楚。2005年我请他来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研究所戏曲组担任短期客座教授,学生对他的博闻强记,无不佩服。吴新雷治学甚勤,著述颇丰,研究领域以戏曲为主,又及于宋词、红楼等,他埋首书堆,常赴图书馆找寻数据,又勤于田野调查,曾调查河北昆弋、湘昆流播,魏良辅《南词引正》的发现,尤为学界所称道。胡忌家学渊源,十四五岁得肺病即不上学,在家养病,读父亲的藏书,听电台的戏曲节目,打下了文史和戏曲的基础,二十岁左右从父执赵景深学戏曲,在赵景深家借书、读书,当时张传芳每周一次到赵家拍曲,胡忌也参与学唱曲。1956年胡忌二十五岁即完成名著《宋金杂剧考》,1978年进入江苏省昆剧院工作,学用相长,1989年出版了大著《昆剧发展史》(与刘致中合作)。刘致中话不多,但谈言微中。吴新雷讲话声音大,浓重的江阴口音,透漏天真无邪的气息。刘、吴二人是治学勤奋的学者型,胡忌则是比较享受生活的文人型,喜欢诗词书画、茶酒聊天。中餐、晚餐都在胡忌家附近的饭馆,一边饮酒一边聊天,胡忌和我都喜欢酒中趣,每餐共饮一瓶黄酒,主要是我们二人喝。

在胡忌家聊天,胡忌有时会拿出他的收藏宝贝或他的作品共赏,有一次拿出他1987年王传淞逝世时所作的《传淞先生灵前长歌》(图4),我说:“词与字都自然流畅,有韵味。可否送我?”他很慷慨地把这幅写在宣纸上的墨宝卷起来送给了我。

1995年我规划编《昆曲丛书》,第一批即向胡、刘、吴三位先生邀稿,但是只有吴新雷完成《昆曲研究新集》,参加《丛书》第三辑。2005年台湾“中央大学”九十周年校庆,主办“2005年中大戏曲艺术节”,4月20日至24日白天在台湾“中央大学”开“昆曲国际学术研讨会”,晚上在台北新舞台欣赏蔡正仁、华文漪主演的五场昆剧。胡忌很高兴,答应与会,并约洛地一起来,住同一房间,方便讨论学问。没想到,开会前胡忌竟过世了。研讨会中我们为他默哀,日本学者赤松纪彦放映胡忌生前的唱曲、讲话,大家一起怀念这位可敬的学者。

胡忌答应思考写一本有价值有意义的书,刘致中不满意他与胡忌合作的《昆剧发展史》,说当时是在仓促中完成的。我就邀他写一部新的《昆曲史》,他很高兴地答应了,此后我们每年都至少见一两次面,问起撰稿情况,都说书要有新材料、新观点才有意义,所以进展甚慢,过了十多年,都已八十岁了,还是这么回答。我说:“人生有限,不必要求十全十美,能够超越旧作、超越前人,就有意义了。”他治学甚勤,但自定标准太高,未能完成著作,在2016年12月24日逝世了!在今日风行大量生产论文、出版著作的时代潮流中,致中先生坚持严谨的著述态度,是稀有可贵可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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