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稽山水文化为何闻名?

撰文/蔡彦峰   2018-07-23 10:02:51

会稽(今绍兴)较早得到开发,春秋时期吴越文化即产生于此地,秦汉时会稽已成为扬州的名郡,三国孙吴建都于建业,会稽的政治、经济、军事地位都得到迅速的提升。晋室南渡之后,会稽在经济、户口等方面都有进一步的发展,成为扬州乃至东晋的第一大郡,其政治地位更为突出,如《晋书•诸葛恢传》载元帝派亲信诸葛恢出任会稽太守,临行告诫云:“今之会稽,昔之关中,足食足兵,在于良守,以君有莅任之方,是以相屈。”此后会稽的历届郡守多由资格较老、任职较高的皇帝亲信或皇室亲属和世家大族的重要人物担任。由于荆州、江州等长江中上游地方实力很强,政府的控制力有限,会稽在东晋政权中的地位更加凸显出来。但是会稽真正在文化上得到迅速的发展,奠定其在文化上的重要地位,则与东晋中后期文化政策的变化有重要的关系。

西晋“永嘉之乱”后,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宋书•州郡志》:“晋永嘉大乱,幽、冀、青、并、兖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在晋陵郡界者。晋成帝咸和四年,司空郗鉴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于晋陵诸县,其徙过江南及留在江北者,并立侨郡县以司牧之。”据谭其骧估算,自西晋永嘉至刘宋南迁人口约有九十万(参《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燕京学报》第15期),童超认为南渡人口有六七十万,其中到达江东的三十馀万(参《东晋南朝时期的移民浪潮与土地开发》,《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对南渡人口数量的估算虽有出入,但其数不在少则是可以肯定的。陈寅恪先生认为这些南迁人口的社会阶级大体可分为三类:上层阶级为皇室及洛阳之公卿士大夫;中层阶级为北方次等士族;下层阶级为低等士族和一般庶族。其流动方向亦不同,低等士族分散居住于吴人势力甚大的地域,而为吴人所同化。次士族则居于京口晋陵一带。而南渡的北方上层士族由于政治、文化上皆有最高的地位,因此随着皇室移居于新首都建康及其近旁之地。但建康是东吴旧都,吴人的势力极大,北来士族若在此地求田问舍、殖产兴利与吴人竞争,则必招致吴人之仇怨,这与东晋政权笼络吴地士族的政治意图相背,因此“新都近旁既无空虚之地,京口晋陵一代又为北来次等士族所占有,至若吴郡、义兴、吴兴等皆是吴人势力强盛之地,不可插入。故惟有渡过钱塘江,至吴人士族力量较弱之会稽郡,转而东进,为经济之发展”(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1,69页)。所以南渡之后,会稽迅速成为建康之外重要的士族聚居地,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也指出:“由于会稽具有优越的经济条件,在南北对峙形势中又较安全,所以东晋成、康以后,王、谢、郗、蔡等侨姓士族争相到此抢置田业,经营山居,卸官后亦遁迹于此,待时而出。”(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64-65页)

南渡士族的到来极大提升了会稽的文化品位,而会稽一带山水秀美也促进了士人山水审美力的发展。《世说新语•言语》载:“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143页)又“王子敬曰:‘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同上,145页)从“人问山川之美”看,说明会稽山水之美已闻名遐迩,顾恺之、王子敬所言亦颇能形容。又如《嘉泰会稽志》载谢安高卧的东山,云:“东山,在县西南四十五里,晋太傅谢安所居也,一名谢安山。岿然特立于众峰间,拱揖蔽亏,如鸾鹤飞舞。其巅有谢公调马路,白云、明月二堂址,千嶂林立,下视沧海,天水相接,盖绝景也。”(施宿等纂《嘉泰会稽志》,中华书局,1990,6874页)李白《忆东山》云:“不向东山久,蔷薇几度花。白云还自散,明月落谁家。”写的就是此处。这样的山水对北来的士人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谢灵运《与庐陵王义真笺》说:“会境既丰山水,是以江左嘉遁,并多居之。”所以会稽一带留下了很多士族名士的遗迹,如《嘉泰会稽志》载有“谢安石东西二眺亭”“王逸少书堂”“王子敬山亭”“许询园”等,这些人文景观丰富了会稽的文化内涵。

进一步促使会稽成为东晋中期清谈和文学创作的中心,还与东晋思想文化政策的改变有直接的关系。咸康五年(339)王导去世后,庾冰代之辅政,其为政方式与王导颇异,《晋书•庾冰传》载:“初,导辅政,每从宽惠,冰颇任威刑……范汪谓冰曰:‘顷天文错度,足下宜尽消御之道。冰曰:‘玄象岂吾所测,正当勤尽人事耳。’”在政治文化上庾氏更为崇尚礼法,孙绰《太尉庾亮碑》虽然谓其“虽柔心应世,蠖屈其迹,而方寸湛然,固以玄对山水”。但事实上庾氏对玄学的兴趣要比王、谢诸人淡薄很多,所谓“以玄对山水”大抵虚饰的成分为多,《世说新语•轻诋》载:“深公云:‘人谓庾元规名士,胸中柴棘三斗许!’”《太平御览》引《晋中兴书》说庾亮“风格峻整,动由礼节,闺门之内,不肃而成”(《太平御览》职官部四十三太子中庶子)。《晋书》谓庾氏兄弟云:“兄亮以名德流训,冰以雅素垂风,诸弟相率莫不好礼。”可见其家风还带有比较明显的儒学色彩。而王导虽也重实干,但文化思想上则着力提倡玄学,《世说新语•文学》载其“过江后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然宛转关生,无所不入”。所谓的“宛转关生,无所不入”正是指其玄学清谈的造诣。经过西晋后期大动乱的破坏,东晋玄学清谈重新得以发展兴盛起来,实有赖于王导等人的努力和倡导之功,孙绰《丞相王导碑》说王导“雅好谈咏,恂然善诱”(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1813页)。东晋前期最著名的一批清谈名士,如卫玠、殷浩、谢尚、王濛、刘惔、谢安、王羲之等人皆与王导有密切的关系,常预其谈席。因此在思想文化政策上,庾冰也与王导颇为不同。在对待佛教上,王导是比较支持的,他与帛尸梨蜜多罗、康僧渊、竺法深等僧人皆有交往,如《高僧传》载帛尸梨蜜多罗“晋永嘉中始到中国。值乱仍过江,止建初寺。丞相王导一见而奇之,以为吾之徒也,由是名显”。汤用彤先生认为王导“奖进僧徒,于江东佛法之兴隆颇有关系”(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293页)。庾冰则由维护儒学和皇权而排佛,《弘明集》卷一二载:“晋咸康六年,成帝幼冲,庾冰辅政,谓沙门应尽敬王者。”他代晋成帝下诏曰:“因父子之敬,建君臣之序,制法度,崇礼秩,岂徒然哉,良有以矣。既其有矣,将何以易之?然则名礼之设,其无情乎?且今果有佛耶?将无佛耶?有佛耶,其道固弘;无佛耶,义将何取?继其信然,将是方外之事。方外之事,岂方内所?而当矫形骸,违常务,易礼典,弃明教,是吾所甚疑也。名教由来,百代所不废。”(释僧祐撰,李小荣校笺《弘明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666页)虽然在何充、褚翜、诸葛恢、冯怀、谢广等人的反对下,庾冰之议未得施行,但这却成了沙门是否敬王者争论的开端,东晋后期慧远作《沙门不敬王者论》即特别提及此事云:“晋成、康之世,车骑将军庾冰,疑诸沙门抗礼万乘。所明理,何骠骑有答。至元兴中,太尉桓公亦同此义,谓庾言之未尽。”(同上,254页)可见庾冰之排佛对东晋佛教影响是颇为深远的。

庾冰的排佛在一定程度上使东晋前期建康的玄、佛发展受到抑制,《高僧传》载竺道潜“晋永嘉初,避乱过江。中宗元皇及肃祖明帝、丞相王茂弘、太尉庾元规并钦其风德,友而敬焉。……中宗、肃祖升遐,王、庾又薨,乃隐迹剡山,以避当世,追踪问道者,已复结旅山门”(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156页)。这里所谓的“以避当世”,其实正是元帝、明帝之后,朝廷文化政策的变化促使僧人离开建康,尤其是346年何充去世后,离开建康的士、僧人数可能更多,荷兰汉学家许理和认为何充主政后,“对佛教在南方的兴盛所做的贡献可能超过任何其他同期的政治家。……因此,我们可以把346年作为第一阶段的结束:这是东南地区士大夫佛教的初创阶段,其间佛教开始渗入并开始植根于社会的最高层”。又说:“(何充)与同盟褚氏在都城中多方刺激佛教的发展。何充与竺道潜和支遁关系密切;实际上,他是我们所了解的高级官员中第一位真正的佛教徒。”(许理和著,李四龙等译《佛教征服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121、132页)《世说新语•排调》第二十二条载:“何充往瓦官寺礼拜甚勤。”又第五十一条刘孝标注引《晋阳秋》云:“何充性好佛道,崇修佛寺,供给沙门百数。”《法苑珠林》卷五五引《冥祥记》谓何充“弱而信法,心业甚精。常于斋堂,置一空座,筵帐精华,络以珠宝,设之积年,庶降神异。后大会,道俗甚盛”。何充本即奉佛,又其为政理念、政策皆与王导相契,深得王导器重,谓必代己,《世说新语•赏誉》:“丞相治扬州廨舍,按行而言曰:‘我正为次道治此尔!’何少为王公所重,故屡发此叹。”刘孝标注引《晋阳秋》谓何充“思韵淹济,有文义才情,导深器之。由是少有美誉,遂历显位。导有副贰己使继相意,故屡显此指于上下”。正是这种佛教热忱及为政理念,使何充成为东晋最重要的佛教支持者。因此,随着何充的去世(346),建康的佛、玄失去了一位重要的支持者,由建康迁移到会稽的士、僧人数可能更多。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云:“盖在康、穆二代(343-361)的活动,支遁先在吴而后在剡,先是竺法深已在山。同居之名僧不少(如于法开、于道邃、竺法崇、竺法虔等)。其时名僧名士,群集于东土,实极盛一时也。”名僧、名士渐从建康转移到会稽,这个时间大概从庾冰在咸康六年(340)的排佛开始,此后成、康二帝,接连有桓温、殷浩北伐,朝廷的政策发生变化,未能如元、明之世注意提倡清谈,加以颇能继承王导政策的何充去世,故以346年为标志,清谈中心明显地从建康转移到会稽。严耕望《魏晋南北朝佛教地理稿》:“建康为六代三百馀年不曾迁徙之国都,在当时各国都城中最为稳定,加以东晋、南朝士大夫本尚玄学清谈,佛教义学重义理论辩,与士大夫谈玄风尚正相契合,互扇互发,蔚为时风,君主皇室又从而礼重高僧……故南朝佛学愈后愈盛,而建康尤为全国佛学之最大中心,群僧竞相讲研,阐明义理,殆亦愈益精密,为四方僧徒所向往,故群趋建康。”(严耕望《魏晋南北朝佛教地理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18页)从东晋南朝的整体来讲,建康自然可以说是南方最大的佛教中心,但是具体到某些时期,则需详加分析,如东晋穆帝永和年间(345-356),名士名僧多聚集于会稽,可以说其时的佛教中心已转移到会稽。

名士、名僧群集会稽,是东晋时期会稽文化发展的一次重要的机遇。《世说新语•排调》:“谢公在东山,朝命屡降而不动。”刘孝标注引《妇人集》:“太傅东山二十馀年。”《晋书•谢万传》载:“万再迁豫州刺史、领淮南太守、监司豫冀并四州军事、假节。……万既受任北征,矜豪傲物,尝以啸咏自高,未尝抚众。兄安深忧之,自队主将帅已下,安无不慰勉。”据《资治通鉴》,谢万为豫州刺史受任北征,在穆帝升平二年(358)谢安随谢万北征,此前则隐居东山,因此谢安大概在338年之前就已入东山。许询则一直居住在会稽,支遁大概在永和初到会稽,王羲之则在永和七年(351)任会稽内史。《晋书•王羲之传》:“羲之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世说新语•文学》也说支遁、谢安、王羲之、许询等在会稽“渔弋山水,言咏属文”,至此会稽的清谈和山水游赏的风气达到鼎盛。永和九年(353)兰亭雅集更标志着会稽已成东晋中期山水游赏与诗歌创作的中心,《世说新语•企羡》刘孝标注引王羲之《临河叙》云:“故列序时人,录其所述。右将军司马太原孙丞公等二十六人,赋诗如左,前余姚令会稽谢胜等十五人不能赋诗,罚酒各三斗。”参加兰亭雅集者达四十一人,赋诗的二十六人,共创作了37首诗,数量上是很可观的,可以说这是东晋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诗歌盛会,这么大规模的文士雅集同题赋诗,在后世也极少看到,这说明会稽在永和年间的确是当时名士聚集的中心,其山水文化在此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明代释妙声《送臻上人西游序》云:“会稽山水名天下,由晋以来群贤所游集也。”正是东晋中后期名士群集会稽,奠定了会稽在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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