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草简史

撰文/甄雪燕 梁永宣   2018-07-23 10:02:48

上古时期 — 传说

上古之时,文字未创,先民们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将知识与技术传承给下一代。“神农尝百草”就是上古时期关于医药起源的传说之一,这个看似匪夷所思的神话故事,却包含了先民们医药活动的真实信息。

神农是我国农业文明的开创者,神农氏时期是我国原始先民从采集狩猎的野蛮时代过渡到农业定居生活的重要阶段。在原始农业形成的过程中,人们积累了各种关于野生植物的知识,辨清了哪些野生植物可以吃,哪些不可以吃,哪些有毒,哪些无毒,哪些可以治疗疾病等。在这个辨别过程中,先民们逐渐认识了某些具有治疗作用的植物,产生了最初“药”的概念,“神农尝百草”的传说便是这一过程的历史缩影。

先秦时期 — 萌芽

先秦时期,零散的药物知识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药”与“方”的知识融合在一起,药物学还没有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中药学的发展尚处于萌芽阶段。

古代,中药被称作“本草”。然而,“本草”这一称呼在先秦文献中还没有出现,史籍中也没有明确记载有本草学的专著。但考古资料显示,青铜器铭文中已有“药”字出现,先秦典籍中对“药”也有相应的记载,如:《书经》云:“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礼记》云:“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周礼》云:“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论语》云:“康子馈药,拜而受之,曰:‘丘未达,不敢尝之。’”

由此可以看出,当时“药”被认为既具有治疗作用,同时又有“毒”的特点。由于人们对药物用量缺乏足够的经验,药物中毒的情况时有发生,上文中的“瞑眩”即眩晕,属于药物中毒的反应之一。但是,因为缺乏判定治疗效果的标准,人们甚至将出现轻微中毒的症状作为观察药效是否发挥作用的表现,由此还产生了《周礼》中“聚毒药以供医事”的说法。古人十分看重医家对药物毒性把握的尺度与经验,即便是圣人孔子也不敢轻易服用别人馈赠的药物。《礼记》中有君、亲服药而臣、子先尝的记载。《国语》里还记载了骊姬用掺有乌头的肉喂狗以验其毒性的故事。由此可见,先秦时期,认识药物最早体察到的就是药物的毒性,而对药物的寒热属性等还未能更加细致地区分。

虽然先秦时期尚未发现有本草专著存世,但非医药文献中却已经记载了后世属于药物的大量植物,然其所载主治功用的内容极为简单。如《山海经》中记载植物名称近八百种,言其治疗功效的仅百馀种。而且,《山海经》是从“物产—功效”的角度记载,如:薰草佩之已疠,杜衡食之已瘿,并没有关于药物性、味的描述。而且,先秦古籍记载的药名,多与后世药物书中记载的名称不同。如《尔雅》:“连,异翘。”郭璞引《本草》注:“一名连苕,又名连草。”总之,通过先秦古籍也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药”的认识大部分是零散的,尚未形成体系。

秦汉时期 — 雏形

秦汉时期是中国医学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期,不仅形成了中医的理论体系,本草学雏形也已初具规模,尤其出现了最早的本草学专著—《神农本草经》。

汉代最早开始重视文献的整理与传承,《汉书•艺文志》开创了古籍分类整理的先河,医药类文献皆被归入“方技略”中,并被分为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种。其中,“经方”部分涵盖了本草和方剂两方面的内容,据“经方小序”记载:“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辩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及失其宜者,以热益热,以寒增寒,精气内伤,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上述内容说明,西汉时期,人们已经明确药物的寒热属性,形成五味学说的理论,也确立了寒者热之、热者寒之的基本用药原则。在辨识药物性味理论的基础上,组合成治病之方,并注重这种方剂经验的积累。

值得一提的是,上文中虽出现“本草”一词,但此处的“本”字作动词,是“推本、推究”之意,“本草”指的是推究药物的药性。真正以“本草”指代“中药”之意的记载也是在《汉书》中。据《汉书•郊祀志》载:“候神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诏七十馀人皆归家。”颜师古注:“本草待诏,谓以方药、本草而待诏者。”由此可知,“本草待诏”是汉代征召本草家进入宫廷从事药物相关的专职工作,说明本草家已得到认可,并拥有一定的地位。另外,《汉书•楼护传》中记载:“楼护字君卿,齐人。父世医也。护少随父为医长安,出入贵戚家。护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长者咸爱重之。”在医学领域中,本草已经与医经、方术等学科明显地分离开来,完全作为医学中一门独立学科存在。既然本草已形成独立学科,从事本草的专职工作者必然会梳理本草学知识,著书立说以传后世。从汉代相关记载及此后的史志书目中可以看出,两汉时期确实曾经涌现出多部本草专著。例如,东汉末年,华佗的学生吴普著有《吴普本草》,该书分别引用了托名为黄帝、神农、岐伯、雷公、桐君、扁鹊等各不同医家的著作。由此可见,两汉时期是本草学迅速发展的时期,本草学体系已初具规模,本草学各家之说也纷纷兴起。

在这些本草专著中,《神农本草经》脱颖而出,成为汉代以后主流本草文献的主要参考蓝本。《神农本草经》原书已佚,但由于它的内容被后世本草著作所收录,因此,今日所见《神农本草经》都是明清及现代学者的辑复本。该书虽题为“神农”,其内容却不是一人一时之作。《神农本草经》的主体内容形成于两汉时期,最后由南朝陶弘景补充整理而成。托名神农,皆因“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始能入说”(《淮南子•修务训》),当时的农书、本草书,甚至针灸书都有托名“神农”的做法,以溯本求源。《神农本草经》记载365种药物,按药物功效分为上中下三品。书中分为“序录”和“正文”两大部分,“序录”部分涉及药物配伍、七情、四气、五味、采收、鉴别、用药及服法等内容,奠定了中药药理学的主体;“正文”部分明确了单味药的叙述体例和内容范围,其中有二百多种药物沿用至今。这种“序录”和“正文”的书写模式直到今天仍被大多数药物书籍所采用,是现代药物著作中“总论”与“各论”内容的雏形。尽管《神农本草经》中也有“久服延年神仙”之类充满道家色彩的内容,但它奠定了本草学体系的基础,完成了本草体系的初创。

晋唐时期 — 充实

晋唐时期是古代中国医学全面发展的时期。一方面,《神农本草经》经过陶弘景的整理补充后赢得声誉,成为后世综合性本草著作中的权威;另一方面,本草学体系进一步分化,除综合性本草著作以外,以食疗、炮制、药理、药性、单味药研究等为主要特色的本草著作开始流传于世。

六朝时期,《神农本草经》在反复传抄过程中形成多种同名异书的《本草经》传本,与此同时,新的本草专著也不断涌现,以至于本草界出现了“三品混糅,冷热舛错,草石不分,虫兽无辨”(《本草经集注》)的情况,甚至各本草著作中关于药性、药理等内容也不一致。面对这种局面,南朝陶弘景汲取了汉代以来多种本草文献编写方面的优点,从广度和深度两个方向着手整理《神农本草经》,编著《本草经集注》。陶弘景在广泛涉猎本草文献的基础上,引述诸家本草文献中不见于《神农本草经》记载的药物,仿照《神农本草经》的体例编成《名医别录》一书,增补了相当于《神农本草经》一倍的药物数量(按传统说法是365种),使药物数量达到730种;同时,陶弘景又注释、整理、补充了《神农本草经》的内容,不仅创设了一些新的写作体例,还改变了《神农本草经》粗糙的分类方法,首创按药物自然属性分类的方法,使《神农本草经》原有的理论纲领变得更加丰满。为了区分《神农本草经》与《名医别录》的内容,陶弘景采用了朱墨分书,小字增注的文献出处标识法,这种标注体例被后世沿用,保证了中国本草学脉络的清晰与完整。《神农本草经》经过陶弘景补充整理后,在本草界占据了绝对优势。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南北朝时期的本草著作有六十多种,唐代政府在组织编写国家药典时,毫无悬念地选择了《本草经集注》作为当时最为完备的参考蓝本。

唐代是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走向繁盛的时期,盛唐文化为本草著作增添了新的色彩。657年,在苏敬的倡导下,唐代政府成立了二十多个人组成的编写班子,在《本草经集注》的基础上共同编著《新修本草》。不同于前代医家个人撰著的方式,此次本草修订工作是依托于国家机构的集体创作行为。这样做,一来,可以避免陶弘景时期南北割据、“时钟鼎峙,闻见阙于殊方”的弊端,弥补个人撰著中“诠释拘于独学”的不足;二来,编写工作得到政府的支持,动员全国力量,通过广泛调查、集体讨论等方式,开展了一次全国性的药物普查,保证了用药的安全和有效。正因为如此,《新修本草》被视为世界上第一部国家药典。《新修本草》增补了新药114种,使药物数量达到近850种,其中有许多是外来药物,反映了唐代中外交流的繁盛。《新修本草》最大的亮点是图文并茂,此后综合性本草附图的做法便成了通行做法。此外,医官们在《本草经集注》的文本中还加入小字按语,进一步深化陶弘景原文的理论,增加了本草学理论的深度。

随着本草学的发展,本草著作的类型逐渐丰富,关于药物的各方面知识也逐渐细化,出现了本草史上很多专书。如唐代甄权撰《药性论》四卷,全书按药物的性味、君臣主治功用等进行分类,是最早的药性理论专著;唐代孙思邈撰《千金食治》,收载食疗药物154种,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食疗本草;唐代郑虔著《胡本草》,是最早反映中外药物交流的专著。

宋元时期 — 整理

宋元时期是古代医学发展的黄金时代,各派医家阐述新说,各种理论争鸣而出。北宋诸帝十分关注医药学的发展,多次对国家药典进行整理与校勘,使北宋时期成为药典性本草文献发展的鼎盛时期;南宋时期,众多以实用性为主的私家本草著述不断涌现,丰富了本草文献的内容;金元时期,不同于前代荟萃本草资料的做法,医家注重理论研究,使药物学理论得到进一步提升。

北宋政府十分重视书籍的刊刻,对整理医药文献尤其关注。在百馀年的时间里,北宋政府就组织了三次专门针对国家药典的编修工作。首次校修药典是开宝年间,因此命名为《开宝新详定本草》,由宋太祖亲自写序。随着宋初雕版印刷术的成熟,这也是雕版刊行的第一部药典性本草文献。由于经验不足,第二年政府又再次校修,编成《开宝重定本草》,这两部药典合称《开宝本草》。为了适应雕版印刷技术,其文献标识法由雕版的阴、阳文代替手工传抄中的朱墨分书,同时还补充了134种药品以及一些注说和引文。北宋嘉祐二年(1057),政府成立了最早的国家医书出版机构“校正医书局”,该局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着手校修本草文献。这次针对本草的编修成果是一对姊妹篇:一是仿照唐代的做法,通过全国药物调查的方式,在《开宝本草》基础上拾遗补缺,拟定新的《嘉祐本草》;一是借助印刷术,制作了世界上第一部雕版药物图谱《本草图经》。北宋编修本草文献的高潮是《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的出现。四川名医唐慎微把《嘉祐本草》与《本草图经》合二为一,并广采博辑,著成《证类本草》,其记载药物的总数达到了1748种。后来,由于宋政府的重视,命人多次对《证类本草》进行修订,使该书成为本草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同时该书也是现存最早的综合性本草专著,具有极高的文献学价值。此外,北宋政府设置官方药局,以制售丸、散、膏、丹等中成药为主,不仅规范了古代中成药生产的国家标准,也为后世中成药走向市场发挥了先导作用。北宋时期,不仅各种剂型齐备,还出现了提炼秋石(纯净的性激素)、人工造牛黄、升华法制龙脑与樟脑等医药科技的新成就。

南宋时期,许多医家纷纷著述本草,其中大部分是临床医生,注重临证应用,出现一批内容精良、篇幅简洁、各具特色的小型普及性本草文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陈衍编著的《宝庆本草折衷》,该书内容切于实用,汇集了南宋众多药性理论的知识,还补充了许多临床用药的经验。此外,南宋画家王介取其住地周围的常用草药206种绘成彩色图谱,成为现存最早的彩色本草图谱。其所绘药图,可以鉴定许多南宋常用的草药,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

金元时期医学界出现门户之争,精练药效、归纳药理成为本草学发展的主要趋势。受理学影响,金元医家不再着眼于博采并汇集前人的本草资料,而是在北宋药典的基础上,深入探讨药理,以简驭繁,用新的药性理论指导临床用药。例如,刘完素借用《素问》中气味厚薄的理论说明具体药物的四气五味厚薄的理论,提出了更为丰富的药性理论体系;张元素提出药物各归其经,各有所长,发展了药物归经及升降沉浮的理论,并根据药性的寒热温凉归纳出“脏腑标本寒热虚实用药式”;李杲用述类象形的方法创“药类法象”,如,他用寒药治头面及手梢、皮肤的疾病时,提出用酒炒来炮制药物,以借酒力使药力上腾。这些观点为药性理论的完善奠定了坚实基础。

明清时期 — 集成

明清是药物学发展精彩纷呈的时期。本草文献种类繁多、各具特色,既有里程碑式的著作《本草纲目》,也有流行于民间的本草歌诀。总体来看,高质量的本草文献主要集中在明代中后期,这一时期的本草文献不仅数量多、水平高,且角度多样。清代中后期,虽然本草著作数量较多,但高水平、新见解的著作并不多见。

作为本草史上集大成的著作,《本草纲目》记载药物1892种,附药图一千馀幅,附方一万一千馀首,参考各类文献八百馀家,不仅是本草学专著,对矿物学、化学、植物学、动物学等都有所论述,是一部古代医学的百科全书。《本草纲目》最大的特色是其“纲举目张”的编写方法,标志着本草学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李时珍归纳数以千计的药物,主要采用了“物以类从,目随纲举”的办法。首先是“以部为纲、以类为目”,他将所有药物从低级到高级分为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服器、虫、鳞、介、禽、兽、人16部,16部是一个总纲,其下又分60类。例如,木部下分为乔木类、灌木类、香木类等,使“类”与“部”形成了第一级纲目关系;其次是“基源为纲,附品为目”,李时珍把药物的基原作为“纲”,同一基原的不同部位属于“目”。例如“粱米”作为纲,而赤粱米、黄粱米等都列在“梁米”名下作为附品,这样一来就大大缩减了药物的数目;最后是“标名为纲,列事为目”,记载具体药物的时候,以药名为纲,后面具体分为释名、集解、正误(辨疑)、修治、气味、主治、发明、附方八部分内容为目。全书以纲系目,使内容系统化、条理化,全面总结了16世纪前我国的药物学成就,成为中国本草史上一览众山小的高峰。同时,《本草纲目》也是两千多年本草学一脉相承的积累与绽放!由于《本草纲目》内容极其丰富,明末清初,许多本草文献纷纷从该书中汲取营养,形成了众多以《本草纲目》为中心的后续性著作,这些本草家或增补、或拾遗、或节纂、或改编、或注释,不一而足,例如,沈长庚撰《本草纲目注释》、徐昇泰撰《本草正讹补遗》、卢复撰《纲目博议》、赵学敏撰《本草纲目拾遗》等,引用《本草纲目》的著作也不可胜数。

除《本草纲目》外,明末清初还有很多综合性本草、简要类本草、歌赋类本草、炮制类本草、图谱类本草、食疗类本草、地方类本草著作涌现。其中,《本草品汇精要》是明朝唯一一部官修本草,也是我国古代最大最精美的一部彩色药物图谱,但它的产生却远不如唐、宋官修综合性本草那样成就显赫。明清之际,由于人口增多,学医的人数有所增加,歌赋类普及性本草随之盛行,仅明代就有七十馀部,明代后期流传较广的是龚廷贤的《药性歌》和《药性歌括》。此外,《滇南本草》是云南地方药物的专著,明初由兰茂撰著,是我国现存内容最丰富的古代地方本草,它汲取了较多的民族药物及用药经验,对云南植物药的品种考订很具有参考价值。

(作者单位: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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