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花担上春欲放

撰文/张德斌   2018-07-06 08:28:07

买花,并写一首诗,在我国古代,曾是一件很寻常的事。

日本汉学家小川环树先生曾经写道:“中国诗可以说是文学中的花朵,现存唐代以后的作品就有大约不下几十万首。可是如此丰富的作品当中,写到城市生活的那么少,却是出乎人的意外。”(〔日〕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等著,戴燕、贺圣遂选译《对中国的乡愁》,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197页)小川先生所指的城市生活,主要是从商品交易的角度而言,这从他所举例的清代诗人王士祯诗句“铜碗声声唤卖冰”不难看出。就古代社会而言,城市与农村最大的不同,无非是城市有相对发达的商品交易体系,而农村则完全是自然经济。

写城市生活的作品少,这是我国古诗词的客观现实。这一现实存在的基础是多方面的。不过,所谓少也只是相对于古诗词“不下几十万首”的存世总量而言,若论绝对数量,则涉及城市生活的诗词犹有数千首之多,还是十分可观的。在这些写城市生活的古诗词中,有一类关于买花(卖花)的作品,特别能引起人们的兴味。

买花入诗,唐已有之。白居易《买花》诗写道:“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白居易笔下的花是整棵购买、可以移栽的,因为它下文写了:“水洒复泥封,移来色如故。”白居易在《东坡种花二首》中对买花种树有进一步的描写:“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但购有花者,不限桃杏梅。”“小树低数尺,大树长丈馀。封植来几时,高下齐扶疏。”在诗人笔下,买花移栽是豪富之家的特权,普通人家是没有能力问津的。白居易生逢安史之乱后的藩镇割据时期,对社会衰败、民生凋敝的现状有着十分深切的感受,所以他对于花事的描摹往往蕴含着更深沉的人文与社会关切:“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买花》)一丛深色花卉的要价,竟然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所缴纳的赋税。这一方面凸显出官僚阶层贪图个人享乐、不顾人民死活的丑恶面目,同时也反映了唐朝人们偏爱深色花的审美取向。这在与白居易同时的诗人刘禹锡的笔下也可以找到证据:“多沽味浓酒,贵买色深花。”(《同乐天和微之深春二十首》)

到了唐晚期,政治益趋糜烂,国内外各种矛盾愈加尖锐。咸通、乾符年间(860-879),各地盗贼蜂起,外患频仍,李唐王朝摇摇欲坠,而“豪贵”阶层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却没有任何收敛的迹象。时人罗邺写道:“韦曲城南锦绣堆,千金不惜买花栽。谁知豪贵多羁束,落尽春红不见来。”(《春日偶题城南韦曲》)又有诗云:“落尽春红始著花,花时比屋事豪奢。买栽池馆恐无地,看到子孙能几家。”(《牡丹》)比罗邺生活年代略晚的秦韬玉也有类似诗作:“按彻清歌天未晓,饮回深院漏犹赊。四邻池馆吞将尽,尚自堆金为买花。”(《豪家》)字里行间充满了对统治阶层的讽刺和谴责。

买花移栽的风气到宋代要更盛一些。北宋梅尧臣写过“冷局少风景,买花栽作春”(《刘仲更于唐书局中种郁李》)。毛滂有“阳春但更买花栽。留住蜂儿蝶子、等君来”(《虞美人》)这样的诗句。即使在南渡以后,诗人们笔下也没断过这一题材,比如“旋买花栽得野香,浴兰天气日偏长”(张镃《即事》),还有“笑呼臞鹤梅边去,旋买寒花竹外栽”(杨公远《借张山长韵呈方虚谷三首》),以及“倦客几时归去得,税园随分买花栽”(胡仲弓《秀野》)。与唐代不同的是,在宋代,买花移栽不再是“豪贵”阶层的专利,而是许多普通人家也可以兴之所至的事情。这显然与宋代商业经济的大为繁荣息息相关。

宋代女诗人李清照流传下来的词作五十多首,几乎每一首都写到花,其中与买花有关的就有两首。其一为《减字木兰花》:“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泪染轻匀,犹带彤霞晓露痕。 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鬓斜簪,徒要教郎比并看。”此词作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时年李清照十八岁,正是新婚燕尔之际(参徐培均《李清照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0页),满满的青春气息与新婚之乐几乎要从字里行间溢出。

李清照当时居住在汴京。北宋中期以后商业城市高度发达,汴京人口超过百万,消费十分旺盛(参芮乐伟·韩森著,梁侃、邹劲风译《开放的帝国:1600年前的中国历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263页)。在反映宋代城市生活的现实主义绘画作品《清明上河图》中,就有一个挑担卖花人的形象。宋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对汴京花市的盛况有详细描述:“是月季春,万花烂漫,牡丹、芍药、棣棠、木香,种种上市。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排,歌叫之声,清奇可听。晴帘静院,晓幕高楼,宿酒未醒,好梦初觉,闻之莫不新愁易感,幽恨悬生,最一时之佳况。”(孟元老撰、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下册)》,中华书局,2007,737页)

南宋虽然偏安一隅,但经济依然保持高度繁荣,都城临安的人口更是持续高速增长。到了陆游生活的年代,临安城人口竟然多达二百多万,当之无愧地成为当时世界最大城市(参何辉《宋代消费史》,九州出版社,2016,456页)。南宋人吴自牧在《梦粱录》中记录下了临安花市的盛景:“是月春光将暮,百花尽开,如牡丹、芍药……等花,种种奇绝。卖花者以马头竹篮盛之,歌叫于市,买者纷然。”(吴自牧《梦粱录》卷二)所卖品种—牡丹芍药,卖花的用具—“马头竹篮”,卖花的方式—“歌叫于市”,都与北宋盛时完全一样,也难怪那时的人们会有“直把杭州作汴州”(林升《题临安邸》)的错觉。

想必,李清照早年在汴京所熟悉的卖花担子,后来也都原样照搬到了临安,所以才会有陆游那句令人悠然神往的诗句:“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临安春雨初霁》)大约那时候卖花人的“歌叫之声”于“清奇可听”之馀,又因其特有的汴京口音而增添了诗人故土难复、壮志未酬的感慨,正所谓“新愁易感,幽恨悬生”。

挑担“歌叫”卖花的习俗直到宋末元初也没有多大变化。蒋捷有一首小词《昭君怨》:“担子挑春虽小,白白红红都好。卖过巷东家、巷西家。 帘外一声声叫,帘里鸦鬟入报。问道买梅花、买桃花?”饱含着浓郁的生活气息。

宋代诗人对于“卖花声”情有独钟。类似“几处青帘沽酒市,一竿红日卖花声”(曹组《寒食辇下》),“卖花声里凭阑处,沽酒楼前对雨时”(陈起《过三桥怀山台》),“谁家子女群喧笑,竞学卖花吟叫声”(戴东老《春日田园杂兴三首》),“唤起十年心上事,春风楼下卖花声”(何应龙《清明》),等等,这样的诗句实在不胜枚举。

卖花的时节大抵以春天居多,“年年二月卖花天,唯有小桃偏占先”(梅尧臣《和江邻几省中赏小桃》),“三月名园草色青,梦回犹听卖花声”(赵葵《柳花》),“午梦醒来,小窗人静,春在卖花声里”(王嵎《夜行船》)。但是在其他季节,卖花人也没闲着。秋天如此,“卖花担上买秋光,分贮冰壶沁晓凉。滴取露珠供砚水,笔头已觉带天香”(姚勉《木犀》)。街头巷尾,即使冬日也不乏卖花人的身影:“一冬天气如春暖,昨日街头卖杏花。”(戴复古《都中冬日》)“烟浓日淡不多寒,担上看花雪作团。”(范成大《次韵朋元卖花处见梅》)卖花担上品种翻新,提示人们节令已悄然推移:“客里不知端午近,卖花担上见菖蒲。”(方回《午节》)“轻暑著人疑酒困,卖花声转卖樱桃。”(葛绍体《烟雨馆》)宋代诗人赵蕃通过对卖花担子的观察,惊觉自己久客天涯,感慨不已:“来时才卖木犀花,卖到梅花未返家。作客悠悠有何好,定应诗兴在天涯。”(《见卖梅花者作卖花行》)。

卖花人清早就得出门,“卖花人起欲天明”(杜耒《朱令招作社献》)、“五更残梦卖花声”(张宪《留别赛景初》)。倘若顺利的话,下午花就卖完了,“卖花声过尽,斜阳院落”(秦观《水龙吟》)。但是到了傍晚,花还没卖完的情况也是常有的,“卖花声里夕阳斜”(王同祖《湖上》),“海棠阴浅日黄昏……卖花声过忽开门”(吕夏卿《春阴》)。赶上下雨天,卖花生意只得暂停,“卖花声断雨蒙蒙”(王镃《暮春即事》),“杏花深巷无人卖,细雨空帘尽日垂”(何应龙《题临安僦楼》)。一俟雨过天晴,马上又开始叫卖,“春晴好,溶溶雨尽,听卖花声”(刘辰翁《八声甘州》),“午窗梦断破微晴,蓦听卖花声”(刘敏中《木兰花慢》)。

赏花离不开饮酒。在古代诗人笔下,“买花”与“载酒”经常同时出现。既可以在春天,“斗草踏青天气,买花载酒心情”(陈允平《朝中措》),也可以是秋季,“行期买花载酒,趁秋高、月明风清”(张翥《声声慢》)。柳永所谓“论槛买花,盈车载酒”(《剔银灯》),大约是一种高度理想化的境界,不过倒也很符合他那种狂放的风格。

前文提到李清照两首写买花的词作,另一首写道:“买花载酒长安市,争似家山见桃李。”(《青玉案》)此词前人多以为是欧阳修所作,近年经徐培均先生考证,确认为李清照作品。前人将上述词作系之于欧阳永叔名下,大约是因为“载酒”迹近少年狂荡之举,不似女子所为。唐代诗人杜牧的名句“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遣怀》),就道出了其中的滋味。另如前文所举柳永词,在“论槛买花,盈车载酒”句后,尚有“百琲千金邀妓”这样的表述。总体上,“买花载酒”是年少时乐在其中、后来回顾却意兴索然的一件事。不论是“载酒买花年少事,浑不似,旧心情”(卢祖皋《江城子》),还是“谁道买花载酒,不似少年游”(顾阿瑛《水调歌头》),又或者“买花载酒忆当年,风景依稀最可怜”(凌云翰《重过柳洲寺》),看来就算是纯粹的饮酒赏花,也需要与之适当的心情配合才行。

(作者单位:中国证券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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