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学术之梵文因缘(下)

撰文/陈君   2018-06-11 16:20:28

三 四十年代的拓展期

1929年,梁启超去世。20世纪30年代初,陈寅恪的学术兴趣转向中古史研究。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开始。同一年,钢和泰逝世于北平。原有的北平梵文学术圈逐渐消失,中国的梵学事业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危险。好在季羡林、金克木、周一良等新生力量的加入,使中国的梵学事业又翻开了新的一页。他们在国外(季羡林在德国,金克木在印度,周一良在美国)研习梵文,回国后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最终使梵文这朵异国的奇葩在中国重新生根、开花、结果。

季羡林(1911-2009),1935年留学德国,在哥廷根大学师从瓦尔德施密特教授学习梵文和巴利文,博士论文题目是《〈大事〉颂中限定动词的变化》,1946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东语系首任系主任。季羡林20世纪40年代所撰关于中古史籍“帝王相”记载的研究《三国两晋南北朝正史与印度传说》(《季羡林文集》第8卷《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是轰动一时的名作。他的《柳宗元〈黔之驴〉取材来源考》(原载1948年《文艺春秋》上册,后收入作者论文集《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48-54页)认为,“黔之驴”的寓言故事来源于印度古代民间故事集《五卷书》《益世嘉言集》《故事海》及巴利文的《佛本生经》,说明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已深入到日常生活和普通观念中,国人已不知其为外来之物。季羡林著述宏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12月出版了二十四卷本《季羡林文集》。关于季羡林的学术业绩与贡献,可以参考季羡林国际文化研究院编的《凡人伟业—中外学人眼中的季羡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一书。

金克木(1912-2000)于1941年由朋友周达夫介绍,到加尔各答一家中文报纸《印度日报》做编辑,由此亲身接触到印度文化,并到鹿野苑跟随隐士乔赏弥(Dharmanand Kosambi)老人诵读《波你尼经》,学习梵文和佛学(参金克木《〈梵竺庐集〉自序》,《书城》1997年第6期)。1946年,金克木回国,任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1948年后任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著有《梵语文学史》《印度文化论集》《比较文化论集》等,译著有《伐致呵利三百咏》《云使》《通俗天文学》《甘地论》《我的童年》《印度古诗选》《莎维德丽》等。2011年5月,三联书店出版了《金克木集》(共8卷)。

除了自己的研究工作外,季羡林和金克木最大的贡献是为中国培养了自己的梵学研究人才。自汉末以来,梵文等西域语言逐渐输入中国,直到唐代,中国的本土学者玄奘和义净成为一代大师,译经大德历代不绝,但其中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始终未能留意梵文人才的培养,实在是吾国学术史上一大憾事!这种感慨早已有人发出,梁启超在《佛典之翻译》一文第七节之末云:

吾撰本章已,忽起一大疑问,曰:“当时梵文何故不普及耶?”吾竟不能解答此问题。自晋迄唐数百年间,注意及此者,惟彦琮一人。其言曰:“彼之梵法,大圣规模……研若有功,解便无滞。匹于此域,固不为难。难尚须求,况其易也。或以内执人我,外惭咨问,枉令秘术,旷隔神州。静言思之,愍然流涕,向使……才去俗衣,寻教梵字……则应五天正语,充布阎浮;三转妙音,普流震旦。人人共解,省翻译之劳;代代咸明,除疑罔之失……”(《续高僧传》本传)琮之此论,其于我学界污隆,信有绝大关系。前此且勿论,隋唐以降,寺刹遍地,梵僧来仪,先后接踵,国中名宿,通梵者亦正不乏。何故不以梵语泐(lè)为僧课,而乃始终乞灵于译本,致使今日国中无一梵籍,欲治此业,乃藉欧师,耻莫甚焉。诘其所由,吾未能对。吾认此为研究我国民性者应注意之一事实而已。(梁启超著、陈引驰整理《佛学研究十八篇(二)》,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244-245页)

梁启超所言“欧师”当包括在中国教授梵语、贡献很大的钢和泰。汤用彤也有类似的意见,他在《隋唐佛教史稿》第二章《隋唐传译之情形》论“翻译之情形”时说:

彦琮之《辩正论》且言及译事既甚困难,不如令人学梵语,故云:“直餐梵响,何待译言;本尚亏圆,译岂纯实。”更极言学梵文之必要,云:“研若有功,解便无滞。匹于此域,固不为难……向使……才去俗衣,寻教梵字,则人人共解,省翻译之劳。”如斯所言,实为探本之论。然彦琮以后,则似无有注意及此者。即如奘师,亦仅勤译,尽日穷年,于后进学梵文,少所致力。依今日中外通译经验言之,诚当时之失算也。(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63页)

汤用彤感叹玄奘孜孜从事于译经事业,却不重视培养梵语和翻译人才,难免译经事业后继无人。由今思古,也可见培养梵语人才之重要性及其不易。如上文所述,1930年,许地山先生也有开课的机会,但因为选修的学生太少,而开课未果。陈寅恪虽然曾经开过与梵文有关的课,但主要是佛经翻译和佛经文学,而没有系统的梵语学习课程。的确,培养梵语学生不易,非短时之功,而且个人独力难支。这种状况,直到季羡林和金克木归国,才得到改变。

周一良(1913-2001)也为梵学研究做出了贡献。他在《学术自述》中曾这样讲述自己的求学之路:“1939年秋,母校燕京大学推荐我领取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赴美国哈佛大学远东语言系(原注:后改名东亚语言文学系)学习……我深深服膺陈寅恪先生,感到要走他的学术道路应先具备他的条件,亦以到哈佛有机会学习梵文而私喜。在哈佛大学,我主要受教于叶理绥先生和柯拉克先生……柯拉克先生是哈佛第一代梵文教授兰门的弟子,兴趣在印度佛教,故而指导学生通读《佛所行赞》《妙法莲华经》等为教材。1944年,我以论文《唐代印度来华密宗三僧考》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周一良《郊叟曝言—周一良自选集》,新世界出版社,2001,67页。兰门教授即Charles R.Lanman,1850-1941,通常译为兰曼)周一良《我和魏晋南北朝史》一文也写道:“在哈佛大学,燕京大学给我的任务是学习日本的语言文学,但我同时用了相当多的时间去学习梵文,目的也是准备将来走陈寅恪先生的道路。”(《郊叟曝言—周一良自选集》,80页)周一良在哈佛的两位老师叶理绥和克拉克(即柯拉克),分别是汉学和印度学的名家。叶理绥(Serge Elisseeff,1889-1975),日文名英利世夫,法籍俄国人,汉学家,法国巴黎学派的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的得意门生。精通日语、法语、英语、德语、俄语,可阅读汉语古籍。1934年,经伯希和推荐,赴美出任哈佛燕京学社首任社长。克拉克(Walter E.Clark,1881-1960)是哈佛第一任梵文讲座兰曼教授的弟子,曾留学德国,周一良的梵文主要是从他学习的。

周一良赴哈佛学梵文,是受了陈寅恪的教导,他在回国后还曾经“每星期到陈寅恪先生家旁听功课”(陈福田《上海校长》,转引自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卷五,中华书局,2010,243页)。他的早期成果也深受陈寅恪佛经文学研究旨趣和方法的影响,如《汉译马鸣佛所行赞的名称和译者》(原载《申报·文史副刊》第十九期,1948,附录于周著、钱文忠译《唐代密宗》,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200-206页)一文,考察马鸣《佛所行赞》(Buddhacarita)的原名和汉文翻译者,成为佛传和梵语文学研究的发轫之作。后来周一良将研究重点转向日本史和魏晋南北朝史,成为著名的历史学家。

另外,徐梵澄(1909-2000)、王森(1912-1991)、吴晓铃(1914-1995)在梵学研究领域的贡献也不能忘记。徐梵澄原名琥,谱名诗荃,字季海,湖南长沙人,哲学家、翻译家。1926年入武汉中山大学历史系,1928年入上海复旦大学西洋文学系,1929年至1932年留学德国海德堡大学,期间曾经学习梵语。1945年,赴印度任泰戈尔国际大学教授,研究古印度哲学,译成《安慧三十唯识疏释》。1950年,在恒河边上的圣城贝纳尼斯(今译瓦拉纳西)继续学习梵文,译出印度教经典《薄伽梵歌》、迦里达萨《行云使者》(即迦梨陀娑《云使》)。1951年,入南印度室利阿罗频多学院(Sri Auribindo Ashram),翻译、著述、讲学二十七年。1978年年底只身回国,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2006年2月,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徐梵澄文集》(共16卷,其中著作4卷,译作12卷)。

王森字森田,号雨农、孑农、农,河北安新人。1931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曾选修德国学者李华德(Walter Liebenthal,1886-1982)为中文系和哲学系开设的梵文课。1935年毕业,留校任助教,1936年夏入清华大学哲学系任助教。抗日战争期间,王森羁留北平,隐于佛教团体“菩提学会”,并兼任私立中国佛学院讲师,拒绝伪职,保持了一个学者的民族气节。在此期间,他潜心研究梵学和藏学,为“菩提学会”对勘汉藏文佛经,著有《佛教梵文读本》(梵藏汉对照),1943年由中国佛教学院印行(参王尧《书卷纵横崇明德 山河带砺灿晚霞—评王森先生〈西藏佛教发展史略〉》,载王著《藏传佛教丛谈》,中国藏学出版社,2011,202222页)。王森倾心藏传佛教、因明学和藏族历史研究,精通梵、藏、英语,历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教授和研究员。

吴晓铃,辽宁绥中人,中国古典文学专家、梵文学者。20世纪30年代,先就读于燕京大学,后转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在北京大学读书的1935至1937年间,选修德国学者李华德的梵文课(参吴晓铃《我的第一位梵文老师—李华德博士》,《吴晓铃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68页)。1937年毕业后,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神学院、燕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任教。1942年至1946年间,曾任印度泰戈尔国际大学中国学院教授,期间曾学习梵文。1947年起,任法国巴黎大学北京汉学中心通检组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吴晓铃不仅长于古代小说和戏曲研究,还精通梵文,曾翻译古印度梵剧《小泥车》(十幕剧,首陀罗迦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和《龙喜记》(五幕剧,戒日王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2006年1月,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吴晓铃集》(共5卷)。

四 现代梵学研究的启示 

从晚清中国学者章太炎、苏曼殊开始学习梵文、编纂文法书,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陈寅恪等将梵学知识运用于中国文史研究,取得重要成果,再到四十年代以后梵学(或印度学)学科在中国的建立和成长,中国现代学术与梵文相关的领域成就辉煌、令人感怀,而追寻其成长的足迹,又给我们留下这样一些启示:

一是要有学术自省的精神和开放的文化心态。中国学术传统和西方有很大不同,各有优点,西方学术长于思辨,注重分析,这是中国传统学术的弱处。而且中国古代思想传统“信而好古”,创新性不够强,在治学的范围拓展、材料利用上也有不足。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西晋时期发现了汲冢竹书,但只有杜预、束皙等几个人去研究,没有形成学术浪潮,推动学术的更大进步;又如北宋时期的金石学虽然发达,但不过考究钟鼎款识,却很少有人去深究上古史的重建问题。只有到了现代,新的学术资料与新的时代思潮相互交汇、碰撞,才融会出辉煌的现代学术。

从世界历史看,亚欧大陆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是世界文明的核心地区。在先秦“轴心时代”(Axial Age或Axial Era)亚洲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老子、孔子和释迦牟尼,欧洲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随后罗马帝国和秦汉帝国分别崛起于欧洲和东亚,印度的孔雀王朝也统一了南亚次大陆,亚历山大、汉武帝和阿育王都是闻名世界的历史人物。之后的亚洲仍然延续了往日的光荣,中国的唐朝、宋朝、元朝、明朝、清朝,印度的莫卧儿王朝,都曾对世界历史做出过重要贡献,有的时期走在世界的前列。但在“大航海”时代之后,保守封闭的东方逐渐被甩在了后面,亚洲与欧洲的距离越来越远,这是我们不能不深思的。

中国在历史上不但注重吸收西域文化,而且曾经大胆使用外来人才。以唐代为例,在天文历算方面,印度的瞿昙(Gautama)家族和波斯李素家族,分别以其专业知识为唐朝服务。李素家族是一个入仕唐朝的波斯景教家族。瞿昙家族祖籍印度,后移居中国,家族中的瞿昙罗在高宗、武后朝长期担任太史,唐朝的《光宅历》就是由瞿昙罗修撰的,从瞿昙罗到瞿昙晏,瞿昙家族四代都在唐朝天文历算机构任职(参张惠民《唐代瞿昙家族的天文历算活动及其成就》,《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4年第2期;又参葛承雍《唐长安印度人之研究》,载葛著《唐韵胡音与外来文明》,中华书局,2006,123-125页)。历史经验证明,中国要想进步,绝对不能固步自封,妄自尊大。现代学者对这个问题也有明确的判断,胡适在1937年1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如果有些好东西是从海外来的,又何妨去老实承认呢?”(《胡适全集》第3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610页)真正成熟而自信的民族,是不会讳言自外输入的物质和文化,只要“不失本来民族之地位”,以我为主,兼容并包,这才是应有的“拿来主义”的态度。

二是重视语言能力的提高。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很容易封闭自己的思想,研究思路受到限制。掌握了外语,也就多了一个了解外人的窗口,同时也有助于开阔眼界、更新思想、汲取新知,避免一隅之见。陈寅恪曾批评“国人治学,罕具通识”,这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而陈寅恪获得的“通识”,与他对古典语言和现代语言的广泛学习和掌握密不可分。对西方语言工具和专业工具的掌握,一方面扩大了学术资料的来源,另一方面通过外语不断获得新鲜的学术刺激,保持思想活力。中国现代学术的成就,正是在这种交流和对话中实现的。

不专门从事梵文研究的圈外学者对梵文大概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是直接拒斥,如熊十力;一是注意到梵文资料的价值,在研究工作中加以吸收,显示了宽广的学术视野,如杨树达(1885-1956)、余嘉锡(1883-1955)、刘文典(1889-1958)等。杨树达《〈汉刘伯平镇墓券〉跋》载:“余友陈君寅恪语余云:三国时所译佛经有一种,凡梵文地狱字,皆译为泰山。以刘公幹诗及蒋济妇梦事合观之,知此说至三国时犹然,陈君所言良为审核矣。”(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商务印书馆,2011,435页)此经当即三国吴康僧会所译《六度集经》,“太(泰)山”一词在《六度集经》中共出现近四十次,均指众生六道轮回中的“地狱”(梁晓虹《从语言上判断〈旧杂譬喻经〉非康僧会所译》,《中国语文通讯》第40期)。汉晋间“泰山”一词多与死亡、地狱相关,如杨树达文中提及的“刘公幹诗”即三国魏刘桢《赠五官中郎将》的“常恐游岱宗,不复见故人”,“蒋济妇梦事”见《三国志·魏书·蒋济传》裴注引《列异传》。类似例子还有很多,余嘉锡《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序》曾一一列举并予以申说。刘文典也在他的《三馀札记》中提到梵文资料,如《读文选札记·上林赋》“欃檀木兰”条案语云:“《汉书·司马相如传》注(引)孟康曰:‘欃檀,檀别名。’郭璞曰:‘欃音谗。’后世谓之旃檀,实即梵文之Chandana(candana)也,又简称檀。”(刘文典撰、管锡华点校《三馀札记》卷三,黄山书社,1990,132页)杨树达、余嘉锡、刘文典作为传统的小学、史学、文献学专家,在各自的研究中留意到与梵文有关的问题,的确难能可贵。

三是保持学术交流和共同进步。学术群体和学术圈的存在,对于梵学的发展非常重要,近代以来的梵文研究,每一个阶段都隐约有一个小的学术圈子。在第一个阶段,中日两国学者交往频繁,苏曼殊、章太炎等人对梵文和梵学的兴趣,使中国学者扩大了视野,也激活了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受苏、章这个学术圈子的影响,黄侃(1886-1935)也留意到天竺文体,他在后来所撰的《文心雕龙札记·明诗》中说:“若孙(绰)、许(询)之诗,但陈要妙,情既离乎比兴,体有近于伽陀,徒以风会所趋,仿效日众,览《兰亭集》诗,诸篇共旨,所谓琴瑟专一,谁能听之。达志抒情,将复焉赖?谓之《风》《骚》道尽,诚不诬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30页)“伽陀”即梵语gāthā(巴利语同)的音译,又作伽他、偈佗、偈,意译为讽颂、偈颂、颂等。黄侃留意到印度的颂诗“伽陀”,很可能受到苏曼殊和章太炎的影响—1909年黄侃曾与苏曼殊、章太炎同住日本东京新小川町,这一时期黄侃与苏曼殊曾一同翻译英诗,后来也多有诗歌书画之交往(潘重规《黄季刚师和苏曼殊的文字因缘》,张晖编《量守庐学记续编:黄侃的生平与学术》,三联书店,2006,168-176页)。

在第二个阶段,20世纪二三十年代钢和泰与梁启超、胡适、陈寅恪、陈垣等现代学术重要人物多有交往,大概每周都要聚会一次,讨论学术问题。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时代的学术风气,也可以看到梁启超(佛学研究)、胡适(禅宗研究)、陈寅恪(宗教与历史文化研究)、陈垣(宗教研究)与外国学者以及彼此之间的相互刺激与影响。

在第三个阶段,20世纪40年代后期季羡林、周一良等学者周围也活跃着一个学术沙龙。季羡林《悼念周一良》一文回忆道:“我们俩在大学时期是并不认识的。一直到1946年,我在去国十一年之后回到北平,在北大任教,他当时在清华任教。此时我们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已经有一部分相同了。因为我在德国读梵文,他在美国也学了梵文。既然有了共同语言,订交自是意中事。我曾在翠花胡同寓舍中发起了一个类似读书会一类的组织,邀请研究领域相同或相近的一些青年学者定期聚会,互通信息,讨论一些大家都有兴趣的学术问题,参加者有一良、翁独健等人。开过几次会,大家都认为有所收获。”(季羡林《新纪元文存初编:季羡林自选集》,新世界出版社,2002,116页)

“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回首晚清民国以来的学术史,可以发现与梵文有关的研究并非边缘,而是有着相当大的热度。众多先行者在时代大潮的鼓动下,怀着学术报国的热忱,积极学习和钻研这一人类文化宝藏,以自己的旧学新知推动中国现代学术的前行,如章太炎对印度哲学和文化的一腔热忱,如少年天才罗苌楚对学术事业的孜孜以求,如陈寅恪游学东西各国以掌握治学之利器,都让人感动、感怀、感佩,也不断激励着后来者。他们遗惠于今人的,除了研究成果外,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一种迎难而上的坚韧,还有敢与西方学者争一日之长的勇气。

反观历史,19世纪与20世纪德国、日本、美国在经济腾飞的时代,在学术上创造了同等的辉煌—德国在印度学上的贡献,日本在佛学研究上的成就,美国在很多领域不断超越欧洲,成为新的学术中心。今日中国之经济总量,已居世界前列,但在许多学术领域尚落后于东邻日本和欧美国家。面对西方学者成果丰硕、积淀深厚的梵学研究,中国学者需要奋起直追,这是时代给我们提出的不能回避的要求。正如王国维在《罗君楚传》中所言,印度梵天文字本是我“李唐旧学”,梵学在今日中国发扬光大,乃大势所趋。(全文完)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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