蚕种西传故事与中西初识

撰文/石云涛   2018-06-11 16:20:27

考古资料和历史传说都表明,至迟在公元前6-前5世纪,中国的丝绸已经传至遥远的欧洲。在西方人不了解蚕桑丝织技术的年代,欧洲人曾对美丽的丝绸以及生产丝绸的东方国家产生种种奇妙的幻想,中国也流传着种种关于极西遥远的被称为“大秦”的国度的传说,彼此皆有关于对方神话般的朦胧认知。西方人是通过丝绸了解中国的,因此他们称这个国家为“支那”“赛里斯”,其义便是“丝绸之国”“丝国”。对丝绸的认知反映了他们对中国的认识一步步加深的过程。

一 公元1至2世纪西方文献中的“赛里斯”

罗马人获知中国的丝绸,起源于与安息帝国的卡尔莱战役。公元前53年,罗马三位执政官之一克拉苏率军与安息军队交战,正午时安息人突然展开他们鲜艳夺目、令人眼花缭乱的军旗,罗马军团备受惊吓,因而溃不成军,克拉苏父子都在这场战役中丧生。那色彩斑斓的军旗可能就是罗马人所见到的第一批丝织品。

欧洲文献提到丝绸和东方“赛里斯国”最早大概在罗马时代。罗马人对“赛里斯”国最初的认识是模糊的,因为得之于传说。读一读罗马作家的著作,还有佚名作者的《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以及托勒密的《地理志》,他们对遥远的不曾涉足的赛里斯国及其丝线、丝绸的产生曾有多少不切实际的记载!

关于丝线和丝绸,他们一直传说是产于树上的“羊毛”或绒毛织成的。维吉尔诗中说:“赛里斯人从他们那里的树叶上采集下了非常纤细的羊毛。”(《田园诗》)赛内克(Sénéque)说:“也不要遥远的赛里斯人采摘自他们树丛中的丝线。”(《悲剧作家赛内克》)老普林尼书中说:“人们在那里所遇到的第一批人是赛里斯人,这一民族以他们森林里所产的羊毛而名震遐迩。他们向树木喷水而冲刷下树叶上的白色绒毛,然后再由他们的妻室来完成纺线和织布这两道工序。”(《自然史》)

关于赛里斯人,奥维德诗里说:“你的秀发这样纤细,以至不敢梳妆,如像肌肤黝黑的赛里斯人的面纱一样。”(《恋情》)斯特拉波说:“有人声称赛里斯人比能活一百三十岁的穆西加尼人还要长寿。”“甚至超过二百岁。”(《地理书》)老普林尼说赛里斯人“身材超过了一般常人,长着红头发,蓝眼睛,声音粗犷,不轻易与外人交谈”(《自然史》)。斯塔西说:“赛里斯人吝啬已极,他们把圣树枝叶剥摘殆尽。”(《短诗集》)包撒尼雅斯说:“赛里斯人以及所有那些居住在附近岛屿的人都属于埃塞俄比亚种族;也有一些人声称,他们远不是埃塞俄比亚人种,而是印度与斯基泰混血人种。”(《希腊志》)卢西安说:“整个赛里斯民族以喝水为生。”(《论高寿者》)在他们的传闻中,所谓赛里斯人或许就不是产丝之国的人,或许是从事丝绸贸易的其他民族(以上引文见[法]戈岱司编、耿昇译《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中华书局,1987,以下称《辑录》)。

关于赛里斯人的贸易活动,梅拉的著作中说:“赛里斯人是一个充满正义的民族,由于其贸易方式奇特而十分出名,这种方式就是将商品放在一个偏僻的地方,买客于他们不在场时才来取货。”(《地方志》)中国古代并没有这种被称为“鬼市”的交易方式。张星烺说:“此哑交易风俗,仅文明程度低下之民族有之。中国及罗马古代皆无之也。然西人古代记载,多谓中国有此风俗,而中国《新唐书·拂菻传》又记西海有市,贸易不相见,置值物旁,名‘鬼市’。”(《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民国丛书本,上海书店,1996,70页)这可能是西方人把西亚地区的某种习俗移植到了中国人身上。老普林尼说赛里斯人“不与别人交往,坐等贸易找上门来成交”,也不符合中国的实际。

至1世纪末和2世纪,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越来越接近事实,但仍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认识。佚名作者《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写:“大海流到一个可能属于赛里斯国的地区,这一地区有一座很大的内陆城市叫做秦尼。那里的棉花、丝线和被称为丝国的纺织品被商队陆行经大夏运至婆卢羯车(印度西北海岸古吉拉特地区的港口),或通过恒河而运至利穆利。要进入赛里斯国并非易事,从那里来的人也极为稀少罕见。”安敦时代的包撒尼雅斯知道丝“并不是从树皮中提取的,而另有其他来源。在他们国内生存有一种小动物,希腊人称为‘赛儿’,而赛里斯人则以另外的名字相称。这种微小的动物比最大的金甲虫还要大两倍”。这比较接近事实,但他却说“赛里斯人制造了于冬夏咸宜的小笼子来饲养这些动物”,“在第四年之前,赛里斯人一直用黍作饲料来喂养”,第五年“改用绿芦苇来饲养”,“它们贪婪地吃着这种芦苇,一直到胀破了肚子,大部分丝线就在尸体内部找到”(《希腊志》)。说丝线从小虫子肚子里得到的,有点儿影子,但这里对中国人养蚕工作的记载是离谱的。

罗马人好像也偶尔得到来自中国的其他特产,比如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到过赛里斯国的“铁”“弓箭”“床台”“皮货”等,这些有的可能得自东方的其他民族,比如皮货可能得自草原民族。但他们主要是通过丝绸了解中国。当罗马人获得中国的丝绸时,中国与欧洲之间隔着建立在西亚地区的安息帝国,为了垄断丝路贸易的利益,西亚人阻挠中国与罗马之间的直接交往。罗马人“常欲通使于中国,而安息图其利,不能得过”(鱼豢《魏略·西戎传》),“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后汉书·西域传》)。因为没有直接的接触,因此关于对方的信息便得之于传闻,罗马人文献中的“赛里斯”未必是他们的想象。这种传闻有的可能来自中国,中国本来就有关于人能长寿和丝绸产于树上的神话传说;也有可能出于安息人的故弄玄虚,他们不愿意把真实的信息透露给罗马人。罗马人从安息人那里得到的关于中国的信息,总是不利于罗马人与中国直接交通,比如说在通往赛里斯国路上要经过有“食人生番”的国度和艰险难以逾越的路段:“从斯基泰洋和里海出发,一直向东洋前进,人们首先会在这一地区发现雪堆,然后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再往前便是一个令人发指的食人肉的生番,此后又是一片被猛兽所骚扰的地区,他们使一半道路已断人行了。”(索林《多国史》)这是罗马人著作中反复提到的东方道路的情景,其中有一定的真实成分,但更多夸张和恐吓,这种对东方恐怖环境的渲染可能包含着有意阻挠西方人东行的用心。

二 3至6世纪西方人对“赛里斯”认知的飞跃

公元3世纪至6世纪的西方世界,无疑对中国有了更多和更加切实的了解。2世纪末和3世纪初的巴尔德萨纳的著作引述当时人的说法:“在赛里斯人中,法律严禁杀生、卖淫、盗窃和崇拜偶像。在这一辽阔的国度内,人们既看不到寺庙,也看不到妓女和通奸的妇女,看不到逍遥法外的盗贼,更看不到杀人犯和凶杀受害者。”(《辑录·阿布德·厄赛波,布讲德音的准备》)这不免过分美化了当时的中国,但也确有与西方世界不同之处的某种真实性。他说的“寺庙”指的是基督教教堂。罗马人知道中国“至今尚未传播基督教”,中国人“不懂得上帝”,“不信神”。成书于3世纪的《马塔厄姆的一系列旧诠释》中说:“无论是在赛里斯人中还是在东方诸民族中,至今尚未传播基督教。”(《辑录》)他们甚至知道中国人的发型,三、四世纪之交的伊彼芬尼亚《反对异教徒》中说:“在赛里斯人中,男子也结发,在他们之中也如同女子一般使用香料和进行梳妆,以便取得其妻子的欢颜。”(《辑录》)这是符合实际的,但他又说:“女子们的情况正好相反,所有的人都剪去自己的青丝,紧束一身男装,并且还从事所有的农业劳动。”这又有点儿失实或以偏概全,或以偶然现象或特殊情况代指一般情况了。

380年左右,希腊人阿迷安·马尔赛林(Ammien Marcellin)《事业》一书讲到赛里斯国,“用高墙筑成的圆城廓”环绕起来,“以其土质肥沃和疆圉辽阔而著称,西部与斯基泰接壤,北部和东部与被雪覆盖的沙漠相接,南部一直延伸到印度和恒河”,“有两条江河的名称很著名,奥伊哈尔德斯河和博提斯河相当缓慢地流经这一平原”(《辑录》)。这里记载的长城、平原、黄河、长江和中国四邻都是大体符合实际的。当然这种认识是逐渐加深的,仍不免模糊和错误,提到丝绸仍然缺乏真实的认识:“深色的森林相当丰富。赛里斯人经常向这些树木喷水,使之变软之后便从中采集一种柔软而纤细的产品,这是一种充满液体的绒毛。然后他们再将这种线织作赛里斯布。”其中记载中国人的性格和贸易活动:“他们在追求所需方面非常有节制,特别喜欢和平生活,以至于极力避免与其他人建立关系。如果有外人渡过江去采购丝线或某些其他贸易商品,他们便以目测而估量商品之价格,甚至连一句话也不交谈。”(《辑录》)这些显然都是沿袭旧说。

亚美尼亚地处东西方交通的中间位置,亚美尼亚人通过丝路行旅了解到东方的中国。其史家摩西的著作《史记》成书于440年后,书中称中国为哲那斯坦国,国境皆为平原,西界西提亚,为世界最东之国,人民富裕、文物昌明、民性温和,不但可称为“和平之友”,而实亦为“生活之友”。其国产丝甚丰,自上至下莫不身着丝衣。而这种丝服在亚美尼亚则为罕见之物,且十分珍贵,只有王侯巨富才得衣之。又产麝香、红花、棉花、孔雀。境内有二十九国,文明程度不能齐等。有一国则专嗜食人,王之称号为“任柏古尔”,驻修尔夏城,邻近无名地。秦尼国与哲那斯坦国接壤,其境内有七国,川河山岳甚多,疆壤亦至无名地而止。关于中国的方位,他的说法大体是准确的。虽然说“自上而下莫不身着丝衣”有点儿夸张,但中国盛产丝和丝绸也符合实际。至于中国的物产也大体正确,棉花虽原产于南亚,但早在汉代已经移植中国。他把中国分别称为“秦尼国”与“哲那斯坦国”,反映了中国南北分裂的状况。“修尔夏城”指洛阳,秦尼国或指东晋。

6世纪,希腊人科斯麻斯《基督教世界风土记》关于中国的介绍更加切实可信。他的书成于535年至550年。书中称中国为“秦尼查”和“秦尼斯达”:“自锡兰至中国相去甚远,中有丁香国。由中国及南方诸国运往锡兰之商品有丝、伽罗木、丁香、檀香等。中国在亚洲极东,大海洋环其左,海与巴巴利(今索马里)之右岸大海相通。往中国之舶向东航行后多日,转向北,行多日,经一段海程,至少约等于忽里模子海峡至幼发拉底河口之路程,始至中国。由此可知何以由波斯经陆路至中国较海道为捷近也。”此段中有关中国方位的记载相当准确。关于丁香国,张星烺指出:“今代麻喇甲(马六甲)半岛仍为丁香之出产地也”,“在六世纪时,即有此等知识,不能不谓为地理学上之大进步也”(《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3册,5页)。科斯麻斯的书中记述了他自亚里山大里亚东行至锡兰、印度的艰险航程,说曾见到世间有不避艰苦、远往天涯海角以取丝绸者。他知道中国是产丝国,“在印度诸邦中为最远者,当进入印度洋时,其国在吾人之左手方面。唯离波斯湾及赛莱底巴甚远。赛莱底巴为印度人之名称,希腊人则谓为塔勃罗贝恩岛(即斯里兰卡)也。产丝国之名,为秦尼查国。大洋海环其左。此洋与环巴巴利右岸者,同一洋也”。这里把环中国之左之大洋与巴巴利之右之大洋视为一洋,正是古代世界太平洋和印度洋未分,人们不必经陆地而能通过海洋东西间直航所造成的印象,这反映了6世纪时古代世界航海水平的提高。

科斯麻斯比较了中国与波斯之间海陆两路距离的远近,说明大宗丝货经陆路远至波斯的原因:“秦尼策国在左边最远之境。丝货由陆道经历诸国,辗转而至波斯所需时日比较上实甚短促。若由波斯而经海道往彼,所需时日实甚久也。盖第一原因,航海者须由塔勃罗贝恩所处之纬度及稍北诸地,航行长程一节,约有波斯湾之长,始得达目的地也。第二原因,则渡过印度洋全境,由波斯湾至塔勃罗贝恩,更由塔勃罗贝恩而至转舵向北,以往秦尼查之地,海程甚远也。由是观之,自秦尼查由陆道往波斯,实行经短捷路程。而在波斯得见有大宗丝货者。”他说:“过秦尼查即无航海船之影踪,亦不见有人居住。”关于中国的距离,科斯麻斯说:“若果有人用直线量大地之东道里,则自秦尼查国向西直抵西极,共有四百程(Marches)左右也。每程合三十迈耳(Mile)。”迈耳为古代罗马人所用道里之名,其长约合今英国丈量一千六百二十码,或一千四百八十二米突。在海上交通不发达的时代,中国丝绸主要通过沙漠绿洲之路传入西方,科斯麻斯的记载符合实际。

三 蚕种西传故事透露的信息

对丝绸的关心促使西方人努力了解中国。赫罗迪安书中说:“安东尼鄙视所有的罗马或希腊织物,他所提出的理由是这些织物所使用的羊毛都是不值分文的东西,他仅仅看重于赛里斯人的织物。”(《辑录》)与他同时代的菲罗斯特拉特在《希腊书简》中说:“丝绸来自赛里斯人中,我们对所有这些东西的酷爱超过了自己的土产。”(《辑录》)

6世纪,拜占庭人不仅对蚕丝的产生有了真实的认识,而且引进了蚕种,开创了自己的丝织业。西方人先是获得中国精美的丝织品,进而获得蚕丝—丝织品的原料,当他们知道了丝是由一种被称为“蚕”(Sê)的小虫产生出来,便梦寐以求地想获得蚕桑丝织技术。波斯人的垄断终于被打破。在西方文献中蚕种西传至拜占庭的故事有两个版本,一是赛萨雷的普罗科波《哥特人的战争》,一是载于《图书大集》和《希腊文历史片断》里拜占庭的泰奥法纳讲述的故事。前者说来自印度的僧侣从赛林达把一批蚕卵带到了拜占庭,后者说是一位波斯人把蚕卵装入一个小盒子携至拜占庭。时间都是查士丁尼皇帝时代(527-565)。

蚕种故事只是一个趣闻,其细节不值得推敲。泰奥法纳说:“在查士丁尼统治时期,一位波斯人曾在拜占庭介绍过有关蚕虫的起源问题。一直到那时为止,罗马人对此尚一无所知。”好像直到查士丁尼时代的6世纪前半叶,罗马人才知道蚕桑丝织技术的秘密,这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的早期拜占庭丝织品的事实相矛盾。4世纪末和5世纪初,拜占庭的使节到过东晋都城建康(今南京),5世纪中叶拜占庭已经与北魏有了频繁的通使交往活动,他们的使节多次来到中国。这些来到中国北方丝织业中心的拜占庭人,对他们最关心的蚕桑丝织技术一定细心追问。拜占庭人关于蚕桑丝织技术决不会是到了查士丁尼时代由几个印度僧人或某个波斯人告知的。换言之,查士丁尼时代拜占庭与中国的相互认知决不像这个故事里那样简单和粗浅。由于双方都一直在关注着对方,由于双方有了直接的接触,此时双方都已经拨开传说的迷雾,认清了对方的真面目。可以设想,那时拜占庭人关于中国的知识应当是非常丰富的,只是因为蚕丝吸引了他们的主要注意力,所以文献上我们只看到关于蚕丝、蚕种的种种趣闻。蚕种故事的意义在于它反映了五六世纪是中西方互相认知的一个飞跃的时代。

从公元前2世纪至6世纪,中国与罗马、东罗马之间的认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张骞出使西域至东汉末年,双方知道了对方的存在,都希望建立直接的交往和贸易关系,但由于安息人阻挠而不得实现。二,从汉末桓帝时到5世纪中叶,双方有了直接的人员往来。首先是罗马人经海路来到中国,桓帝延熹九年(166)罗马“安敦使团”经海路到日南,又至洛阳(《南史·夷貊传》)。马其顿人马埃斯(Maês)手下的商队曾经陆路到达中国,他们记下了“从幼发拉底河河道到石塔(一般认为在葱岭上之竭盘陀国)之间的距离”,和从石塔至首都赛拉城(当即洛阳)的距离。三国时大秦商人秦论来到孙吴,受到孙权的接见并返国;西晋时大秦使节经海路至广州,来到都城洛阳。4世纪末至5世纪初,东罗马与立国江南的东晋政权发生通使往来,因此中国与罗马双方对对方的认识不断加深。三,公元5世纪中叶至6世纪,拜占庭政权结束了与波斯萨珊王朝长达百年的战争,经过陆路与中国北魏政权有了频繁的通使交往活动。当时中国人称拜占庭帝国为“普岚”“蒲林”或“拂菻”,都是伊兰语族Frwm的汉字对音,出自东罗马帝国的名称Rum。北魏文成帝太安二年(456)普岚国遣使贡献,这是东罗马与北魏官方交往的最早记录。和平六年(465)普岚国再次遣使入魏,献宝剑。献文帝皇兴元年(467)普岚国使节又一次入华。西方文献中也有中国使节到彼方的记录,拜占庭人西都瓦纳·阿波利奈尔《诗集》云:“赛里斯人带来了其羊毛。”阿维图斯《诗集》提到“赛里斯人为我们运来的摸起来柔软的织物”(《辑录》)。这样的往来必然使双方进一步加深了解和认识,中国与东罗马的相互认识同时产生了一个飞跃,双方都冲破了传说中的迷雾,基本上看清了对方的真面目。

总之,由于中国与罗马、东罗马之间交通的发展,双方都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在他们的心目中和文献里,对方都从传说还原为现实,都认识到对方与自己一样是世界上的文明国家,在对方看太阳、月亮跟自己所在的位置是一样的,从对方继续前行不是日出、日入处,而是大海。有人认为中国与西方的认识是从大航海时代之后、明清传教士入华才开始的,认为那是“中西初识”,把中国与欧洲的相互交往和了解往后推迟了。五六世纪双方直接交往的道路已经走通,双方有频繁的使节往还,通过这种交往双方都对对方有了切实的了解,双方建立的这种关系还在继续发展下去。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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