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与宋齐禅代

撰文/张齐明   2018-06-11 16:20:25

说到梦,大家都不陌生。作为一种与生俱来的生理现象,人皆有梦,古今中外,概莫如是。因此,记梦也一直是中国古代历史叙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南齐书》中就记载了几个有关宋齐禅代的梦。这些梦的内容和解释,以今天的立场看当然有其荒诞的一面,但历史细节却也常常因此“荒诞”而得窥一二。解读这些梦,可以让我们更加直观地感受到萧齐政治集团崛起的一些历史场景,捕捉与呈现宋齐禅代中所构建的“应天革命”政治幻景的几幅画面。

解读《南齐书》所记载有关禅代的梦,必先明其源流。《南齐书》的作者是萧子显,他是齐高帝萧道成之孙,齐武帝萧赜的同母帝豫章王萧嶷之子。诚如赵翼所言“古未有子孙为祖父作正史者”(《廿二史札记》卷九),《南齐书》作者的身份的确很特殊。加之,该书撰成于萧梁时期,梁武帝萧衍本就属于疏远的萧齐宗室,萧衍父子二人又曾是萧齐重臣,且宋、齐、梁三代史事多有勾连,萧子显在修《南齐书》时,既有其鲜明的身份立场,同时也有其不得已的苦衷:或刻意、或无意、或不得已,既要为齐讳,又要为梁讳。所以,我们在阅读《南齐书》时,不能无视其作者身份的这种特殊性,同时也不应过分解读这一特殊性。毕竟,作为史书的作者与通常意义上的作者并不相同,史家的自由是有限度的,即使身份特殊的萧子显,也同样不能例外。萧子显将这些梦记入《南齐书》,当然是为了凸显其祖“应天革命”的政治形象,其主观动机不容否认。但是,这些梦的作者(准确地说是史料来源)却并非萧子显,也就是说,这些梦并非萧子显所臆造,而是有所承袭,在当时的社会上应当是广为流传的。萧子显在记梦时,还引用了苏侃、庾温的一些解释,而苏侃在齐高帝萧道成即位的建元元年(479)就已经病卒。由此可见,这些梦即使是造作的,也是在宋齐禅代时,而非修《南齐书》的萧梁时期。我们若进一步推断,《南齐书》所记有关宋齐禅代的梦,很大的可能是出自苏侃为宋齐禅代所编写的《萧太尉记》《圣皇瑞命记》及庾温编写于齐武帝永明时期的《瑞应图》。宋齐禅代之际,甚至一直延续到齐武帝永明时期,萧道成禅代所引起的“物议”仍未平息,因此,就政治现实需要而言,这些梦正是为了影响社会舆论而广为宣布的。基于此,萧子显在《南齐书》中所记的梦,并不是自己造作的,而是对有关记载的承袭。当然,萧子显的选裁,同样是其立场的表达,也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被视为作者,毕竟是他赋予了这些梦以历史叙事功能。

我们根据《南齐书》所记梦发生的时间顺序来一一解读这些梦。《南齐书》所记关于宋齐禅代的第一个梦,发生在齐武帝萧赜出生之时,做梦者是萧赜的祖母陈道止和母亲刘智容。萧赜是萧道成长子,出生于元嘉十七年(440),当时萧道成年仅十四岁。萧赜出生的那个晚上,陈道止和刘智容“同梦龙据屋上”,后来,这个新出生的孩子就叫“龙儿”。“龙儿”是萧赜的乳名,当是一种事实,因为这在生活中可以验证。但其得名,是否一定是基于祖母和母亲的梦,则无法验证。梦,是一种主观的心理体验,一个人是否做梦及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梦,是无法加以验证的。而且,记载中声言二人“同梦”,这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可能性并不高。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个梦未必实有其事。而就《南齐书》的记载而言,表面上是在解释萧赜乳名的由来,但鉴于“龙”在中国古代的特殊象征,其梦所指不言而喻。

萧赜出生在建康青溪。萧氏本籍是东海兰陵,其家族在永嘉时期南渡,居住在晋陵武进县东城里,籍属南兰陵郡兰陵县。过江后的萧氏家族,政治地位并不高。其家族崛起于刘宋时期,萧道成之父萧承之以军功官至太守,其家遂迁居建康青溪。元嘉十七年(440),宋文帝废黜彭城王刘义康,将之迁到豫章软禁,萧承之负责领兵防守,十四岁的萧道成就是在这一年舍弃学业随父去了豫章。萧赜出生时,祖父萧承之仅仅是一个中级军官,萧道成本人还是一个稚嫩少年,此时正处于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盛世之一的“元嘉之治”时期。所以,以萧道成父子的身份,即使真的做了这样的梦,人们也未必在意,即使是他们自己也不会多想,所以,萧赜乳名“龙儿”,在当时并无特别的政治上的寓意。所以,《南齐书》也并没有对此事做过多的渲染,看上去更像是在解释萧赜的乳名为何叫“龙儿”。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这个梦会进入历史叙事,正是后来萧道成地位不断上升并最终称帝的一个结果。只是在历史叙事中,是将结果作为预兆,作为萧齐的天命依据之一来加以宣扬的。

《南齐书》所记有关宋齐禅代的第二个梦,发生在元嘉二十年(443)。这一年,十七岁的萧道成梦到了“梦乘青龙西行逐日,日将薄山乃止”。梦醒之后,萧道成很是恐惧,家人决定进行占卜,占梦者说这个梦是“至贵之象也”。萧子显在记载这个梦时,还引用了苏侃对这个梦的解释。苏侃认为这个梦中的“青龙”是指宋,青色的五行是木,按照王朝五德更替理论,宋的五行正是木,所以萧道成梦到“乘青龙”正是乘宋运而起之象,而“日将薄山”乃是宋室“末运”的象征。经过苏侃的解释,萧道成的梦就成了禅代的预兆,成为萧道成“应天革命”的一个重要的天命依据。苏侃的解释是在萧道成进行禅代之时,有理由认为这个梦可能与苏侃有密切关系,甚至不排除是由其造作而成。但是,另一方面,将这个梦仅理解为造作又过于简单了,我们也要看到,这个梦的发生时间和萧道成在做梦之后所表现出的恐惧,值得深入分析。这个梦为何要系于元嘉二十年?萧道成又为何因梦而恐惧?元嘉十九年(442),荆州竟陵一带的“蛮人”叛乱,元嘉二十年,宋文帝命令萧思话带兵平叛,十七岁的萧道成参与了这一军事行动。《南齐书》并未记载萧道成的具体职务,仅言萧道成是受宋文帝之命领偏军前往。这一记载并不完全可靠,萧道成的第一个职务,是在元嘉二十三年(446)被任命为左军中兵参军。所以,其在元嘉二十年西征竟陵蛮时,最大的可能是一个带领自家部曲参与军事行动的基层军官,“受文帝之命领偏军”显然是《南齐书》的溢美之词。十七岁的萧道成虽然没有任何正式的职务,但元嘉二十年毕竟是他军事生涯的开端,对其人生而言是有特殊意义的。对于第一次参加军事行动,萧道成和家人有所担心和恐惧也是人之常情,这种担心、恐惧在梦中有所体现也合乎情理。所以,萧道成的恐惧及家人的占卜,又和萧道成元嘉二十年面临的人生状况有一定的契合。因此,元嘉二十年的梦,又有一定的事实因素。如果我们将有关天命的解释部分加以剥离,那么,萧道成在此年做了一个有关西征的梦,是完全可能的。至于梦境中的一些描述和苏侃的解释,可能都是后来宣布萧道成天命攸归的需要。一个可能的事实是,萧道成在元嘉二十年确实做了一个有关自己军事生涯的梦,家人也对此进行了占梦。但是,萧道成的梦未必是所谓的“乘青龙逐日”。在宋齐禅代的背景之下,在政治现实需要的情况下,萧道成转述了(不排除部分虚构)自己早年的梦,然后由苏侃加工和解释,最终以“天命”的形式载入《圣皇瑞命记》而在社会上流传,萧子显再将之记入《南齐书》,由此构成了一个“应天革命”的历史叙事。

《南齐书》所记有关宋齐禅代的第三个梦,准确地说并不是一个梦,而是一系列梦的记载。做梦者是齐武帝萧赜,做梦时间是在他十三岁那年,也就是元嘉二十九年(452)。据《南齐书·祥瑞志》,这一年,萧赜先后梦到自己“举体生毛,发生至足”,又梦到有人指着萧道成所站的地方为“周文王之田”,又梦自己在“虚空”中飞起来,梦见自己穿上了“孔雀羽衣”,又梦凤凰落到了建康青溪的住宅中,又梦到自己穿上了桑木屐走在建康的太极殿上。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元嘉二十九年,萧赜的父亲萧道成仍然只是一个中下级军官,领偏军征仇池。当然,这一年对于萧道成而言也有重要的人生改变:这一年,萧道成承袭了其父萧承之的晋兴县五等男的爵位。萧承之亡于元嘉二十四年(447),到了二十九年萧道成才获承袭爵位。这一方面说明,萧道成在当时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很低;另一方面,也说明经过个人奋斗,萧道成在元嘉二十九年获得了宋文帝的某种认同。萧赜梦到自己穿上“孔雀羽衣”,庾温将之解释为“雀,爵位也”,正是暗指萧道成在此年获得了五等男的爵位。至于其他梦,庾温也做了一些解释,都明确指向萧道成特别是萧赜的“天命”,这些材料可能就出自庾温在永明年间所献的《瑞应图》一书。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萧赜穿桑木屐走在建康太极殿的梦,庾温将之解释为:木屐象征宋的五行,穿木屐象征宋齐禅代。而萧子显对此做出了新解释,他认为“桑(桒)”字为“四十而二点”,此梦预示了世祖(齐武帝)后当在四十二岁后即位。我们知道,萧子显撰写《南齐书》是在萧梁时期,此时萧齐的天命已经不是一个现实的政治需要,而只是一种历史叙事的需要,所以萧子显将庾温关于宋齐禅代的天命解释,转向了萧赜本人即位时间的解释。

《南齐书》所记关于宋齐禅代的第四个梦,发生在宋明帝泰始七年(471),时萧道成为南兖州刺史,都督北讨前锋诸军事,镇淮阴。做梦者,是时任淮南太守的孙奉伯。泰始七年元旦,萧道成在南兖州驻地淮阴举行元会活动。元会,是庆祝新年的官方活动,具有庆祝、工作总结、选拔人才等多种政治功能。时为淮南太守的孙奉伯,是萧道成的重要亲信之一。据说,元会的当晚与萧道成同寝,孙奉伯做了一个梦,梦到萧道成“乘龙上天”,而他却“捉龙脚不得”,醒来后就对萧道成说:“兖州(萧道成)当大庇生民,弟不见也。”这个梦的讲述者,就历史叙事而言是孙奉伯,而此梦应验的方式是建立在孙奉伯死亡的基础之上的。孙奉伯在禅代之前死去,正是此梦所昭示的禅代天命的成立前提。而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宋明帝对于萧道成是有所防范的,曾经以赐酒的方式考验萧道成的政治忠诚。在当时,孙奉伯即便真做了一个这样的梦,也不可能向第三者讲述,而此梦为人所知一定是在萧道成禅代已成事实的前后。所以,孙奉伯是否做了这样一个梦,无从验证,而且这个梦的成立又以其死亡作为前提。以理性的角度看,这个梦无疑是在禅代前后为了影响社会舆论而造作的。但是将此梦系于泰始七年,说明这一年在萧道成政治崛起过程中有特殊意义。泰始七年,宋明帝征召萧道成回建康。当时,萧道成的部下担心宋明帝会对萧道成有不利举动。萧道成却认为宋明帝屠杀宗室,是因为太子年幼,是在为自己身后的政治安排考虑,所以征召他进京不会有任何不利于他的举动。他还进一步指出,刘宋宗室“骨肉相害,自非灵长之运,祸难将兴,方与卿等勠力耳”。这说明,萧道成在宋明帝屠杀宗室的行动中看到了自己的政治机遇,进而开启了其篡代的政治野心。泰始七年,萧道成要与“卿等勠力”当然不是为了刘宋朝廷,而只能是为了自己政治集团的利益。也就是说,至少到了泰始七年,萧道成对更高的政治地位已经产生了觊觎之心。所以,孙奉伯的梦正是这种背景之下的产物,符合此时萧道成集团的实际政治状况。就此而言,此梦虽是造作,但也揭示了泰始七年前后萧道成政治集团崛起的历史场景。

泰始七年前后,萧道成另一个心腹荀伯玉也也做了一个有关宋齐禅代的梦。荀伯玉是广陵人,当时担任萧道成军府刑狱参军。据《南齐书·荀伯玉传》,荀伯玉请假回家乡广陵,梦到在广陵南楼上有两个青衣小儿对荀伯玉说:“草中肃,九五相追逐。”荀伯玉低头一看,城下的众人头上皆有草。所谓“草中肃”,萧也;“九五相追逐”,宋齐禅代也。此梦就其内容而言与前所记诸梦不同。这个梦以小儿谣谚与谶言相结合的方式来暗示萧道成的天命,具有极为明显的人为造作因素,这是公然在为萧道成角逐大位作舆论准备。这个梦虽然系之于泰始七年,但是其可能造作的时间当是在升明元年(477)之后,即萧道成开始进行禅代的时候。据《南齐书》记载,正是在此年,萧道成对荀伯玉说:你昔日所作之梦,今日全部应验了。这一记载,恰恰说明该梦可能造作于升明元年。此外,军府参军崔灵运也声称自己梦到天帝对自己说:“萧道成是我第十九子,我去年已授其天子位。”因为自三皇五帝至萧道成受命,共十九人,所以,萧道成为天帝第十九子。崔灵运的这个梦,比起荀伯玉的梦,更加直白。因此,这个梦可能造作的时间更晚,当在萧道成即位前后,也就是建元元年(479)。公开称萧道成为天子,这样的梦不可能更早。

就历史叙事而言,泰始七年前后的这些梦,做梦者均为萧道成僚属,这些梦与刘宋元嘉时期的梦,其政治指向更加直接明显。在禅代形势已经逐渐明朗之际,这些梦基本上可以认为是为了禅代而刻意为之,其有意造作的痕迹也较为明显。当然,萧子显将这些梦记入《南齐书》,无疑是为了彰显萧齐禅代的正当性,塑造萧道成“应天革命”的政治形象。作为历史叙事,其成立的条件并不是以梦的真实性作为基础的,因此,就历史叙事功能而言,这些梦的记载达到了萧子显的目的。而且,有理由相信,在当年宋齐禅代的历史场景中,这些梦也起到了一定的舆论“效果”,有助于平息人们对萧道成禅代的“物议”。

萧子显在《南齐书·礼志》还记载了一个齐武帝萧赜的梦,这个梦看上去与禅代无关,属于无意中的记梦。正是因为其非故意,所以,这个梦可能是真实。这里的真实,是指做梦本身,而不是指梦的内容与现实的相符。据记载,萧赜在萧道成去世之后,曾梦到萧道成对他说:“宋氏诸帝尝在太庙,从我求食。可别为吾祠。”于是,永明九年(491)齐武帝就命豫章王王妃庾氏在萧道成建康青溪故宅,用家人之礼祭祀宣帝萧承之(萧道成禅代后所追谥)和高帝萧道成。萧子显之所以将此事记入,是因为在他看来此事“义合前典,亦一时之盛也”。齐武帝萧赜这个梦,当在永明九年或稍早。此时,距宋齐禅代已经十几年了。这个梦是萧子显在记述萧齐礼制时提到,梦在此历史叙事中仅仅是一种行为的解释而非政治行为的预兆,属于无意识记载。而根据通常的史料分析规律,无意的史料往往比有意的史料更加真实。因此,可以认为《南齐书》所记萧赜的这个梦可能是真实的。

这个梦在萧子显的历史叙事中并无特别的含义,但是,我们却可以从中解读出有关宋齐禅代“应天革命”的幻景,解读出萧道成、萧赜父子对于宋齐禅代中诛杀刘宋宗室的悔愧的内心状态。萧赜是宋齐禅代的重要推动者和参与者,他先后参与了剪除刘宋宗室及其支持力量的种种残杀行动。宋齐禅代的实质,并非如《圣皇瑞命记》《瑞应图》等所粉饰的“尧让舜受”的天命渡让方式,也不是如《南齐书》所刻意叙述的“应天革命”的历史过程。其实质,是灭人之国的残酷的政治斗争。萧道成父子,不仅剪除了忠于刘宋的诸多政治力量,还直接杀害了后废帝和顺帝两位刘宋皇帝。萧道成父子先后为宋文帝、孝武帝、前废帝、明帝、后废帝、顺帝的臣下,虽然萧齐政治集团不遗馀力地鼓吹天命攸归,但在内心深处对于禅代行为当是有所抱愧。萧赜之所以有此梦,之所以下令以家人之礼祭祀,正是这种抱愧心理的真实反映。这种无意之间进入历史叙事的梦,其所传递的历史信息也就更加真实可靠,让我们从中可以一窥宋齐禅代中血腥、残酷的真实的历史场景,这可能是萧子显在记载此梦时所没有想到的。

就梦自身而言,它是一种单纯的个人体验。一个人是否做了梦及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梦,是无法加以验证的。历史记载中的梦,也同样如此,其真实性常常令人怀疑。或者说,历史记载中的梦,因其肩负的历史叙事功能,其真实性更加值得怀疑。一般而言,梦的叙事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人物命运的预兆或者行为动因的解释。这些预兆或者解释本质上是一种“后见之明”中的“先见”,是从结局向前追溯的一种历史叙事方式。但是,作为一种历史的存在,这些梦又有其真实的一面,并不都是历史撰写者个人的虚构,而是一种社会存在的历史记录。基于叙事功能的分析,固然可以展现我们后来者的“理性优势”,但却无法否定梦作为历史存在的这种“真实性”。然而,梦毕竟是个人的心理体验,特别是在理性昌明的今天,我们更有理由去质疑这些梦的“真实性”。但我们要质疑的“真实性”到底指什么呢?是梦本身还是依附于梦的预兆和解释?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呢?“事如春梦了无痕”,做梦者、记述者虽早已远去,但这些梦却常读常新,而且还会被人们反复地读下去。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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