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青少年时期的学习看桑弘羊的知识积累

撰文/晋文   2018-06-11 16:20:24

桑弘羊(前155-前80)是西汉时期著名的理财家和政治家。他的“运筹”能受到众多史家的赞许,便大多得益于其青少年学习。

《史记·平准书》载:“(桑)弘羊,洛阳贾人子,以心计,年十三侍中。”从这条记载看,桑弘羊的青少年学习可以“年十三”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由于家境富裕,桑弘羊应从小就接受了正规的学校教育。这突出表现在他对算术的精通上。一般来说,在两汉时期,人们计算数字都要用一种被称为“筹码”或“筹算”的计算工具。这种筹码或筹算多数是用竹子制作,长六寸,上面刻有不同的数字符号,以便于计算。如《汉书·律历志上》:“其算法用竹,径一分,长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为一握。”而桑弘羊的计算因已达到非常熟练的程度,在计算时则可以不用筹码,只要“心计”即心算,就能够准确地得出答案。桑弘羊的心算实际是把筹码或筹算的计算规律都背诵下来,在大脑里进行默算,这与现代速算把算盘的各种计算都记在大脑里的原理完全相同。可以肯定地说,正因为桑弘羊具有这种特殊的心算技能,所以他才会被征召入宫,也为后来盐铁官营等等“运筹”奠定了基础。汉代的小学主要学习语文和算术,桑弘羊的语文学习能力也应该很强。

除了学校教育,桑弘羊还受到家庭和社会教育的浸染。他的商人家庭对其学习的内容曾产生很大影响。这使桑弘羊不仅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商业的作用,而且也初步了解了商业经营活动的主要环节。在大概七十年后的盐铁会议上,老年桑弘羊竟把商业的作用提到富国足民的高度,甚至宣称“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盐铁论·力耕》),可以说最早即渊源于他的家庭教育。桑弘羊还自夸理财有方,通过经商而使得家庭致富,所谓“奉(俸)禄赏赐,一二筹策之,积浸以致富成业”(《盐铁论·贫富》),也表明他特别精于此道。这与其少年时期就了解经商的过程和方法亦不无关系。

桑弘羊的家乡是号称为“天下冲扼,汉国之大都”的洛阳。洛阳始建于西周初年,是一个以商业著称的都会。“周人以商贾为资”(《史记·货殖列传》),其中特别著名的,就是战国时期的白圭。他善于观察时机,以贱买贵卖为经营原则,成为当时闻名遐迩的大富商。《史记·货殖列传》称:“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孰取谷,予之丝漆;蚕出取帛絮,予之食。”白圭还把自己的成功经验比喻为“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并把其中秘诀概括为“智”“勇”“仁”“强”。由于白圭经商取得了极大成功,因而当时的商贾都纷纷效法,“天下言治生祖白圭”,即尊为经商的祖师爷。这对于年少的桑弘羊也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仅以白圭为例,在桑弘羊的经济理论中,便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其薪火传承的踪迹。在盐铁会议上,桑弘羊曾明确提到白圭说:“夫白圭之废著,子贡之三至千金,岂必赖之民哉?运之六寸,转之息耗,取之贵贱之间耳!”(《盐铁论·贫富》)

除了以上所说,洛阳人文荟萃,许多先贤对桑弘羊的少年教育也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从现有资料来看,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苏秦和贾谊。

苏秦,战国中期著名的纵横家。据说他早年曾师从鬼谷子学道,自认学成后到秦国游说,未被采纳。在经受了几次挫折后,苏秦贫困落魄地回到家里,没想到竟受到他的兄嫂弟妹甚至妻妾的讥笑。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苏秦发愤读书,掌握了兵家谋略和纵横家理论。后来游说燕昭王成功,而一举成名,至五国合纵攻秦时,他兼任齐、赵、燕三国之相(一说并相六国),并被三国同时封为武安君。苏秦的这些经历或传说给桑弘羊曾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可以说,他对苏秦执完全肯定的态度,包括“刺股”的求学精神。在盐铁会议上,桑弘羊就把苏秦尊称为“天下名士”,认为苏秦“智足以强国,勇足以威敌,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盐铁论·褒贤》),并强调“尊荣者士之愿也,富贵者士之期也”(《盐铁论·毁学》)。可见他完全服膺苏秦的做法,对所谓“富贵则亲戚畏惧之,贫贱则轻易之”(《史记·苏秦列传》)的看法也是有同感的。

贾谊(前200-前168),西汉前期著名的政论家和文学家。为了西汉王朝的长治久安,贾谊曾多次上疏,提出了诸如“众建诸侯而少其力”“驱民而归之于农”、抗击匈奴等等颇具远见的建议(参《汉书·贾谊传》),对制订西汉前、中期的政治、经济政策起到了导向作用。西汉后期的著名学者刘向曾这样评价说:“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尹)、管(仲)未能远过也。”(同上)其子刘歆更高度评价说:“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汉书·楚元王传》)可以说,贾谊的思想曾影响了西汉几代政治家。桑弘羊当然也不例外。他反对和亲政策,主张统一货币等,便明显受到贾谊的影响。

在十三岁就担任侍中后,桑弘羊又作为伴读,接受了代表当时最高水平的宫廷教育(参晋文《桑弘羊入宫原因蠡测》,《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3期)。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学习:

首先,在桑弘羊入宫不久,武帝便逐渐实施“独尊儒术”的政策,这对于桑弘羊的知识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从当时的宫廷教育看,武帝在学习上对经学曾表现出很大的积极性。尤其是研读《公羊春秋》,他更是倾注了许多精力。武帝时期的重大举措一般都征引《春秋》为据,即说明他对《春秋》大义已达到非常熟悉的程度。不仅如此,根据《汉书·儒林传》记载,武帝还曾经师从王臧学习过《鲁诗》,并曾就《尚书》与倪宽讨论说:“吾始以《尚书》为朴学,弗好,及闻宽说,可观。”足见对武帝来说,经学确已成为学习的一个主要内容。因此,作为武帝伴读的桑弘羊,他的学习也自然会大致相同。另一方面,从社会教育来看,随着“独尊儒术”政策的确立,经学已经被奉为官方文化,它不仅成为衡量知识分子的唯一标准,而且更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一个特别突出的表现,就是许多人都对经学趋之若鹜,所谓“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史记·儒林列传》)。倪宽就是一例。史载他治《尚书》,在选为博士弟子后,发奋苦读,乃至“贫无资用,尝为弟子都养,时行赁作,带经而锄,休息辄读诵”(《汉书·兒宽传》)。因此,对桑弘羊来说,在全社会都尊经读经的情况下,他的学习也势必会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在几十年后,桑弘羊仍评论倪宽等人说,“自千乘倪宽以治《尚书》位冠九卿,及所闻睹先举之士,擢升赞宪甚显”(《盐铁论·刺复》),可见其印象之深。尽管从以后的思想轨迹看,桑弘羊的政治立场还偏重“霸道”,但他在“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的影响下曾熟读经书,这却是毫无疑问的。

事实也是如此。在盐铁会议上,桑弘羊在辩论中便多次引用过《五经》。例如:“古之立国家者,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市朝以一其求,致士民,聚万货,农、商、工、师,各得所欲,交易而退。《易》曰:‘通其变,使民不倦。’”(《盐铁论·本议》)其中即征引了《周易·系辞》。再如:“君子节奢刺俭,俭则固。昔孙叔敖相楚,妻不衣帛,马不秣粟。孔子曰:‘不可,大俭极下。’此《蟋蟀》所为作也。”(《盐铁论·通有》)乃是征引了《论语》《春秋》和《诗经》。还有征引其他经传的事例。

当然,桑弘羊大量征引《五经》还与经学至上的特殊历史背景有关。这也可以说是更重要的原因。翻翻《史记》或《汉书》,便可以清楚看出: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后,所谓《五经》不但在思想界已具有最高的权威,而且在政治上也成为汉王朝赖以统治的主要依据。仅就《春秋》而言,司马迁便高度赞扬说:

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不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者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诛死之罪……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汉书·司马迁传》)

因此,为了证明自己所提主张的合理性,不管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包括皇帝在内,人们都尽可能地称引经义,并成为论辩的一种固定模式。由于汉武帝特别尊《春秋》(参晋文《汉武帝尊〈公羊〉的原因》,《历史教学》1995年第7期),故当时即主要是征引《春秋公羊传》,如董仲舒、公孙弘、严助等人的《贤良对策》,韩安国与王恢关于匈奴的和战之争等。桑弘羊的做法也同样如此。陈直先生便总结说:“汉代盛行公羊春秋。桑大夫、御史、丞相史及贤良、文学所辨论,多引公羊事例,在当时为普遍学说。”(陈直《盐铁论解要·前言》)但从中亦可看出桑弘羊研读儒学经典的造诣。

其次,经学“霸王道杂之”的特点,以及在皇宫伴读的优越条件,都使桑弘羊得以广泛涉猎儒学以外的其他学说。在盐铁会议上,他的下属御史就明确指出,桑弘羊的财政政策是借鉴了先秦齐国的成功经验,所谓“今大夫君修太公、桓、管之术,总一盐铁,通山川之利而万物殖”(《盐铁论·轻重》)。从有关记载来看,桑弘羊也的确对“太公、桓、管之术”颇为欣赏。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太公立国后,“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在经济上主要是发展齐国所具有优势的渔盐业。至春秋桓公时期,管仲相齐后,也采取了“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的政策。而盐的专卖则恰恰是桑弘羊“运筹”中的一个主要内容。为了更加说明盐铁官营的重要性,桑弘羊便引证太公说:

太公曰:“一家害百家,百家害诸侯,诸侯害天下,王法禁之。”今放民于权利,罢盐铁以资暴强,遂其贪心,众邪群聚,私门成党,则强御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奸形成也。(《盐铁论·禁耕》)

具体来说,桑弘羊对管子的学说非常熟悉。他在盐铁会议上曾多次直接或间接引用《管子》,例如:

管子云:“国有沃野之饶,而民不足于食者,器械不备也;有山海之货,而民不足于财者,商工不备也。”(《盐铁论·本议》)

管子曰:“不饰宫室,则材木不可胜用;不充庖厨,则禽兽不损其寿;无末利,则本业无所出;无黼黻,则女工不施。”(《盐铁论·通有》)

故善为国者,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轻我重。(《盐铁论·力耕》)

毫无疑问,在激烈而且难以预料会议进程的辩论中,桑弘羊还根本不可能都做好准备。但即便如此,他也能够几乎原文不变地引用《管子》,可见他不仅服膺管子,早年对《管子》也肯定曾下过苦功。

桑弘羊对商鞅的事迹更加熟悉。在盐铁会议上,他曾高度肯定商鞅变法的作用,并把商鞅视为应当效法的政治家和理财家。为了申明其治国必须重刑的观点,桑弘羊便特别征引商鞅的事例说:“商君刑弃灰于道,而秦民治。故盗马者死,盗牛者加,所以重本而绝轻疾之资也。”(《盐铁论·刑德》)在《盐铁论·非鞅》中,他更是全面、集中地赞扬了商鞅的历史功绩。例如:“昔商君相秦也,内立法度,严刑罚,饬政教,奸伪无所容。外设百倍之利,收山泽之税,国富民强,器械完饰,蓄积有馀。是以征敌伐国,攘地斥境,不赋百姓而师以赡。”“夫商君起布衣,自魏入秦,期年而相之,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故兵动而割地,兵休而国富。”“秦任商君,国以富强,其后卒并六国而成帝业。”既然桑弘羊对商鞅的评价如此之高,也就说明他对商鞅曾作过反复研究,并钦佩或心仪商鞅的“致利”和“尚法”,所以才能在思想上对这些做法产生强烈的共鸣。

桑弘羊对李斯也非常钦佩。他向往和羡慕李斯的位高权重,并把李斯的尊荣、富贵与包丘子的贫困潦倒相比,甚至为推崇李斯,竟宣称其“功侔伊、望,名巨太山”云云。“昔李斯与包丘子俱事荀卿,既而李斯入秦,遂取三公,据万乘之权以制海内,功侔伊、望,名巨太山;而包丘子不免于瓮牖蒿庐,如潦岁之蛙,口非不众也,卒死于沟壑而已”(《盐铁论·毁学》)。桑弘羊还高度赞扬李斯是“龙升骥骛,过九轶二,翱翔万仞”的典范,认为“鸿鹄华骝且难同侣,况跛牂燕雀之属乎”(同上)。可以说,他已经把李斯完全视为自己的人生楷模。当然,桑弘羊的这些看法并不可取,他的悲剧结局即根源于此。

桑弘羊还肯定熟读过历史。从《盐铁论》的记载看,桑弘羊的发言曾涉及到许多历史人物和事件。以上古和三代为例,桑弘羊便直接谈论过黄帝、蚩尤、唐尧、虞舜、丹朱、象、商均、许由、夏禹、后稷、伯益、桀、商汤、伊尹、葛伯、太王、纣王、箕子、比干、周文王、周公、召公、周昭王、周宣王、仲山甫和徐偃王等。再如春秋战国时期,除了齐桓公、管仲、孔子、孟子、荀子、白圭等人,桑弘羊还谈到了曹沫(曹刿)、宋襄公、楚庄王、华元、墨子、长沮、桀溺、猗顿、弦高、百里奚、由余、公输班、欧冶、尾生、柳下惠、盗跖、公孙寮、子路、季孙、子贡、颜回、原宪、冉求、宰我、子羔、晏子、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崔杼、庆封、田常、齐简公、蒯聩、鲁穆公、子思、子柳、伍子胥、阖闾、专诸、夫差、陶朱公(范蠡)、文种、勾践、魏文侯、吴起、楚悼王、楼寄、景监、子臧、乐毅、燕昭王、苏秦、张仪、范雎、王稽、赵武灵王、燕惠王、鲁仲连、邹衍、庄蹻、乌获、聂政、靳尚、楚顷襄王、屈原和荆柯等,几乎涉及到了各个领域。秦汉时期,对桑弘羊来说是近现代史,并有着阅读皇家档案的便利条件,桑弘羊的历史知识则显得更为丰富。仅就武帝时期而言,我们便可以找到大量例证。诸如:

赵绾、王臧之等,以儒术擢为上卿,而有奸利残忍之心;主父偃以口舌取大官,窃权重,欺绐宗室,受诸侯之赂,卒皆诛死。东方朔自称辩略,消坚释石,当世无双,然省其私行,狂夫不忍为!(《盐铁论·褒贤》)

类似事例还有许多,可见其历史知识的广博。诚然,桑弘羊的丰富学识乃是长期研读的结果,所谓日积月累,但他早年所接受的教育和勤奋学习,却显然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阶段。

总之,桑弘羊之所以能成为西汉著名的理财家和政治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在青少年时代接受过良好教育。尽管很多人并没有桑弘羊的优越条件,但从小就接受正规教育并刻苦攻读,却是每个人成才的基本要素。桑弘羊的青少年学习就是历史上的一个典范。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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