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入幕时期的心态新探

撰文/王静   2018-06-11 16:20:24

徐渭擅长作四六、札、启,做记室期间,负责起草胡宗宪的绝大部分文书。他不但在军事方面有所造诣,而且对《筹海图编》《纪效新书》等军事著作中的观点也有贡献,还是“越中曲派”之祖,与汤显祖并列为明代戏剧史上最重要的人物。《南词叙录》也是其入幕期间所作。从袁宏道所作《徐文长传》开始,解读徐渭创作心态时,都特别重视分析“疯癫”对其创作的影响,并认为徐渭的精神异常正是胡宗宪殊加优礼和之后受牵连入狱导致的巨大心态落差的结果。可是,正如袁宏道在《答陶石篑》中所说,袁传虽塑造了理想的徐渭形象,“大足为文长吐气”,然而却“不甚核”,是不能完全采信的。那么,在这段对创作有重要影响的入幕期间,徐渭的心态究竟如何呢?徐渭、胡宗宪二人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细读徐渭存世作品中的信札、序文等内容,从《鹿表》的效用与谄媚的归罪、胡宗宪重沈轻徐和胡徐信任危机三方面入手,似乎可以进一步窥见徐渭入幕期间心态的微妙之处。

一 《鹿表》的效用与谄媚的归罪

后世大量以徐渭为主角的民间故事中,取材于袁宏道《徐文长传》的“胡宗宪礼遇徐渭”情节是重要内容,均把胡宗宪对徐渭的赏识描述为从欣赏其文词开始,到写《代初进白牝鹿表》时则达到顶峰。可以明确的是,写《鹿表》至少是徐入狱原因之一。徐渭的老师俞宪在《盛明百家诗·徐文学集》的序中感叹其因文得祸:“初生之辉赫黉校也,予实助其先声。及后声闻台省、声闻都抚、声闻馆阁,则生自有以致之。不意竟以《白鹿》一表,心悸病狂,因之罹变系狱。”(文中仅注页码的材料参《徐渭集》,中华书局,1983,1355页)胡宗宪第二次入狱,弹劾原因确有献祥瑞、谄媚,并牵连了幕僚。但徐渭所写《鹿表》其实只是改变了胡的叙述策略和语气,以表的形式陈述军事进展。献表时是嘉靖三十八年(1559)三月,闽地寇乱严重,胡处境堪危。《明史·胡宗宪传》载:“新倭复大至,严旨责宗宪。宗宪惧得罪,上疏陈战功,谓贼可指日灭。所司论其欺诞。帝怒,尽夺诸将大猷等职,切让宗宪,令克期平贼。时赵文华已得罪死,宗宪失内援。”而徐渭虽早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就曾帮胡拟文,但作罢立刻离开。《畸谱》就载:“季冬,赴胡幕作四六启京贵人,作罢便辞归。”(1328页)相关资料记载都很清楚,是胡宗宪主动进祥瑞。《明史·胡宗宪传》载:“见寇患未已,思自媚于上,会得白鹿于舟山,献之。帝大悦,行告庙礼,厚赉银币。”后来胡还特意召回徐,令其再写《代初进白鹿赐宝钞彩段谢表》《代再进白鹿表》《代再进白鹿赐一品俸谢表》。徐渭对写表的态度并无记载,但在为收录了相关表的文集所作序言《幕抄小序》中,记下了自己的心态:“韩昌黎为宰相,作《贺白龟表》,亦涉谀。其《谏迎佛骨》则直。人不能病余,其以此也夫!”(536页)徐并不愿意谄媚。而胡在自辩时,有推诿责任的倾向。《明史·胡宗宪传》载:“宗宪自叙平贼功,言以献瑞得罪言官,且讦汝正受赃事。”当时的记载中,胡去世后,谄媚的责任都归在了徐渭身上。

徐渭像

二 胡宗宪对待徐渭的态度

虽然徐渭的文章对胡宗宪不无帮助,世宗也曾盛赞,但没有任何资料显示此后徐的待遇有变。徐在写表后反而有反复出幕又被召回的记录。而写《凯歌》赞美胡宗宪军功的沈明臣,却被胡提拔到与徐同样重要的位置,礼遇也相同。

其实当时四六很受赞赏,徐渭也因之出名。根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词林》“四六”条载:“虽骈偶馀习,然自是宇宙间一种文字……本朝既废词赋,此道亦置不讲。惟世宗奉玄,一时撰文诸大臣,竭精力为之,如严分宜、徐华亭、李余姚,召募海内名士几遍。争新斗巧,几三十年……鼎成以后,概讳不言。然戊辰庶常诸君,尚沿馀习……此后遂绝响矣。又嘉靖间倭事旁午,而主上酷喜祥瑞。胡梅林总制南方,每报捷献瑞辄为四六表,以博天颜一启。上又留心文字,凡俪语奇丽处,皆以御笔点出,别令小内臣录为一册。”而徐渭“少慕古文词”,有文名,入胡幕后却并未立刻得到重视。陶望龄《徐文长传》载:“胡少保宗宪总督浙江,或荐渭善古文词者,招致幕府。管书记……表成,召渭视之。渭览罢,瞠视不答。胡公曰:‘生有不足耶?试为之。’退,具稿进……乃写为两函,戒使者以视所善诸学士董公份等,谓孰优者,即上之。至都,诸学士见之,果赏渭作。表进,上大嘉悦。其文旬月间遍诵人口。公以是始重渭,宠礼独甚。”(1339页)《抄小集自序》也谈及写《白鹿表》的原因:“夙学为古文词。晚被少保胡公檄,作《鹿表》。已乃百辞而百縻。往来幕中者五年。卒以此无聊,变起闺阁,遂下狱,诸所恋悉捐矣。而犹购录其馀稿于散亡……盖所谓‘死且勿顾’。夺其所爱,而还之于既去……”(537页)就是说胡宗宪对徐渭实际上经历了未关注、半信半疑到任用的过程。胡不很重视文章。陶望龄特别在《徐文长传》中提出:“公故豪武,不甚能别识。”徐渭自己也在《自为墓志铭》中提到,初入幕时待遇不过是“等布衣”(638页)。

沈明臣是山人。山人可以入幕,幕僚却并非都是山人。当时山人被鄙视,《万历野获编·山人》“山人名号”条载:“山人之名本重……数十年来,出游无籍辈,以诗卷遍贽达官,亦谓之山人。始于嘉靖之初年,盛于今上之近岁。”冯梦龙《挂枝儿·谑部》“山人”条的评价则相当恶劣了:“孔子叹‘觚不觚’,余悲夫山之不山,而人之不人。”而山人身份实际有标志,并不是自称山人就被认同为山人的。陈鹤病愈,重新参加社交、明确做“山人”之前,辞官,并穿上服装。徐渭《陈山人墓表》载,陈鹤“愈而弃其故所受官,着山人服,乍出访故旧”(640页)。沈明臣是穿“山人服”的,也一直作为词臣游幕,与徐完全不同。虽然徐后来也有“青藤山人”之号,但大部分时间自称“处士”,别人提及徐渭称呼也相同。徐在幕府期间更从未以山人自居。徐渭虽未明说,实际上表现出了与沈的身份区隔。对胡宗宪将自己与山人同样对待,徐渭有相当伤感的叙述,认为自己处于“不显不隐之间”。《抄代集小序》载:“古人为文章,鲜有代人者。盖能文者,非显则隐:显者贵,求之不得,况令其代;隐者高,得之无由,亦安能使之代。渭,于文不幸,若马耕耳,而处于不显不隐之间,故人得而代之。在渭,亦不能避其代。又,今制用时义,以故业举得官者类不为古文词。即有为之者,而其所送赠贺启之礼,乃百倍于古,其势不得不取诸代,而代者必士之微而非隐者也。故,于代,可以观人,可以考世。”(536页)胡宗宪没有将文书之才与诗歌之才区别对待,是令徐渭失落的。徐不入幕也能教书为生,所以总是想要离开。《自为墓志铭》载:“等布衣,留者盖两期,赠金以数百计……人争荣而安之,而己深以为危。”(638页)《狂鼓史》提及,宴会中有人献上鹦鹉,祢衡被要求赋鹦鹉,认为自己被用来娱宾。这正反映了当时胡对待徐的态度和徐的想法。而不光是态度,徐、胡还有其他矛盾。

三 劝谏与酬劳:胡徐信任危机

胡宗宪、徐渭之间还存在信任危机。徐生病家居,胡不断派使者前去查看。徐写信辩解之后,胡还是怀疑徐装病,不断派人。于是徐在《谢督府胡公启》后又写了《奉答少保公书》:“渭前疾稍增,夜中惊悸自语,心系隐痛之外,加以四肢掌热,气常太息。每因解闷,少少饮酒,即口吻发渴。一饮汤水,辄五六碗。吐痰,头作痛,尽一两日乃已。志虑荒塞,兼以健忘,至于发毛,日益凋瘁。形壳如故,精神日离。”(458页)有研究者认为徐渭是真的病了。其实描述大多只是信札中的套话。徐回避胡,胡怀疑徐。这样严密控制,似乎也是徐掌握了机要却想出幕的表征。《祭少保公文》中,徐则直接表现了在幕中时的一些不满:“公之律己也,则当思己之过;而人之免乱也,则当思公之功。今而两不思也,遂以罹于凶……公之生也,渭既不敢以律己者而奉公于始;今其殁也,渭又安敢以思功者而望人于终。盖其微且贱之若此,是以两抱志而无从。”(658页)“两抱志而无从”,这才是徐在幕中时经常离开的原因。

而通常用来证明胡礼遇徐的资料是《酬字堂记》。徐渭频繁出幕,胡感受到了徐的不满:“公曰:‘我愧晋公。’”《酬字堂记》:“镇海楼成,少保公进渭曰:‘是当记,子为我草。’草成,以进。公赏之,曰:‘闻子久侨矣。趣召掌计廪银之两百有二十,为秀才庐。’”(612页)徐渭接下了钱,却表示:“傥用福先寺事,数字以责我酬,我其薄矣,何侈为!”该记写于嘉靖四十年(1561),六百四十七字,折合每字酬劳约白银三钱四分(约等于人民币一百三十元)。建镇海楼、写记是重要的事,结合胡宗宪当时为各种事务开出的酬劳看,这个数额并不大。根据朱国桢《涌幢小品》卷一八“文冗长”条载,“福先寺事”应是徐渭对字“文长”的自嘲:“文之长短疏密,各有体制。皇甫湜为裴度作‘福先寺碑’,至三千言。其冗长,亦已甚矣。事未必真,盖后人欲夸润笔之多。而曰:‘字,三缣。何遇我薄!’则其态可知已。凡读古事当以时论,以理推。”徐渭表现出不愿继续奔波的意向。胡为徐造房、聘妻,《谢督府胡公启》载:“宠以书记。念及室家,为之遣币而通媒,遂使得妇而养母。”(449页)这是拉拢的手段,不许徐离开。这种情况下,徐在胡出事后还能为胡有所伸张,才是越中不断强调徐渭“义”的原因。徐渭《四时花卉图》(局部)徐留在幕中其实还因为对军事有研究。将徐谈及军事的文章与戚继光使用的计策对比,就会发现虽然没有胡对徐计策的评论,但徐的部分建议实际被采用了。戚继光《纪效新书》的一些观点出在徐后,与徐相同。且胡、戚曾经占了将领吴成器的功劳,令徐非常不满,《代请吴总督启》有所表现。徐对胡有诸多意见,发现祸端后,几次想要离开,但都被胡召回。

这样看来,徐渭入幕期间,其实对胡宗宪是颇有不满的。阅读、分析徐渭此时期作品时,应注意这一心态。不能简单把风格来源归于徐渭性格之“狂”或精神异常。徐渭出幕之后,虽然生活拮据,又历经了入狱、丧妻等坎坷,但正是在这一次次打击中,他反而渐渐没有了外物的羁绊,四处漫游,并开始大量作画,走上了与前半生不同的道路。徐渭《送余兴国》的最后四句,倒很像他后半生的写照:“深秋一路逢红叶,明月双帆挂大川。黄鹤楼中可相引,石榴皮畔觅神仙。”唯其如此,历史上才少了一位郁郁不得志的记室,多了一位令人敬佩的艺术家。

(作者单位: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

上一篇回2018年5月第5期目录 下一篇 (方向键翻页,回车键返回目录)加入书签

© 2016 毕业论文网 > 徐渭入幕时期的心态新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