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经总制钱、月桩钱、版帐钱

撰文/汪圣铎   2017-07-10 23:28:33

我讲宋史课,曾无数次地被问:什么是经总制钱,什么是月桩钱,什么是版帐钱?我深深地感到,要让学生搞清这些问题是多么困难。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搞懂了这些问题,也就差不多搞懂了全部宋代财政史。不过,对普通文史爱好者来说,似乎不必那么深入,只须了解经总制钱、月桩钱、版帐钱的基本情况就够了。

一 经总制钱、月桩钱、版帐钱的产生及得名

了解经总制钱、月桩钱、版帐钱,首先要从字面上了解它们的含义,因为对未接触宋史的人,“经总制”“月桩”“版帐”都是陌生的和有几分奇怪的词。经总制钱实际是由经制钱与总制钱合成的,经制钱与总制钱又分别源于经制使与总制使两种官名。其中经制钱是由经制使创行的,总制钱是由总制使创行的。

元丰年间,宋神宗决定讨伐西夏,为了统一筹措西线军费,特别专设一机构:经制熙河等路边防财用司,简称经制司,其长官称经制使。宋徽宗时期,爆发了方腊起义,起义被镇压以后,江浙地区经济遭受很大破坏。恰在这时,宋廷又准备联合金朝,攻灭辽朝。而江浙地区是宋王朝的主要财源,为保证此地区向朝廷上缴的钱财不减少,宋廷决定让发运使陈遘兼任经制使,给他处理东南地区财经问题的全权。陈遘遇到了两难境地:一方面,江浙地区一片残破景象,另一方面,由于大量驻军,镇压起义的有功人员急需奖赏,朝廷需要的备战钱财又不能减少。既不能增加新税项,激化社会矛盾,又必须筹到足够的钱。情急之下,陈遘就想出了多渠道取财,而每一渠道又不多取的敛钱法,即所谓“敛之于细而积之甚多”的敛财法,他给这些由许多渠道取得的钱起了一个总名称:经制钱。这一敛钱法后来又曾在河北、京东地区推行,但是否还叫经制钱则不得而知。靖康末年一度停征。南宋建炎三年恢复征收。

一般认为,总制钱是翁彦国于靖康年间创立的,当时国家危难,作为总制使的翁彦国效法陈遘创立总制钱以解决军费问题。见于宋王称《东都事略》卷一〇九《陈遘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八“建炎二年冬十月癸亥”条,《宋史》卷四四七《忠义传陈遘》,宋叶适《水心集》卷四《财总论二》。可是一些人却怀疑翁彦国是否做过总制使,认为他在靖康年间担任的是经制使,不是总制使。持这种看法的人认为总制钱首创于南宋绍兴五年(1135),此年闰二月,宋高宗任命参知政事孟庾为总制使,主管财政。当时金朝和金朝扶立的伪齐的军队大举进攻,来势汹汹,宋朝再次遇到需要紧急筹措巨额军费的问题。于是,由孟庚提议,朝廷批准,决定仿效经制钱征收总制钱。总制钱产生的时间虽有二说,但都是紧急情况下为了筹措军费而产生的,这一点却是相同的。

月桩钱产生于绍兴二年冬季。史载:“时韩世忠驻军建康,宰相吕颐浩、朱胜非议令江东漕臣月桩发大军钱十万缗,以朝廷上供、经制及漕司移用等钱供亿。”(《宋史》卷一七九《食货志·会计》,宋李心传《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五《月桩钱版帐钱》所记略同)可知月桩钱也是因筹措军费而产生的。月桩钱显然是“月桩发大军钱”的缩略语,所谓“桩发”,就是筹措输送的意思,而“月桩发”,就是按月筹措输送的意思(按时人赵汝愚的说法是“计月桩办大军钱物”,也暗含输送意)。月桩钱最初只限江东,“其后江、浙、湖南皆有之”。值得注意的是,四川地区没有月桩钱,同是东南地区的福建、两广及湖北、淮南也没有月桩钱,即与经总制钱不同,月桩钱有地域性。

关于版(又作板)帐钱,由于记载的缺失,究竟产生于何时,何以得名,均无从得知。当然,“版帐”这一术语,在宋代是颇流行的,它是指官府的帐籍,特别是指用于收税的帐籍。既然史书上没有关于版帐钱如何得名的记载,我们只好望文生义地推想版帐钱是依据版帐上应征钱数而规定的必须上缴的钱财。各种史书只讲版帐钱也是因“军兴”而产生的,“诸邑皆有之,而浙中为尤甚”(《宋史》卷一七九《食货志·会计》)。即它的主要负担者为县,县恰好是具备版帐的基层行政单位。版帐钱在两浙地区影响最大。它是否有地域性记载不明确。

总之,经总制钱、月桩钱、版帐钱都因筹措军费而起,都是要地方上缴朝廷的钱财(通常是以货币形式而不是以实物形式)。

二 为什么说经总制钱、月桩钱、版帐钱不是杂税名

既然讲“征收”“上缴”,经总制钱、月桩钱、版帐钱是不是三种税呢?可以肯定地说:不是。为了说明经总制钱、月桩钱、版帐钱的性质,我们必须先对它们的财源作些具体分析。

经制钱的取财项目很多,到底都有哪些,记载中没有说清楚,今人也很难搞清楚。仅就有记载者可以归为几类:一是由禁榷品(专卖)提价获取。例如卖酒提价,称添酒钱、量添卖糟钱。二是官房地产提租,例如楼店务增添三分房钱。三是某些税提高税率,例如增收一分(商)税钱、增收牙契税钱、增收头子钱。四是将原存留地方的钱转归上缴朝廷,如钞旁定帖钱、免行钱,这两项是此前已有税项,原先未规定必须上缴,现在明确全部上缴。如减罢曹官役人钱、院虞候充狱子重禄钱,这些都是由免役钱分出的,它们原本是支出项目,现借口不需支出,就要求上缴。靖康年间,曾宣布取缔钞旁定帖钱、免行钱等,并停征经制钱。南宋初,因筹措军费,恢复征收经制钱,取财项目有所调整,其中不再含免行钱等。

总制钱的敛财方法完全仿效经制钱,但财源有重叠,也有差异。如经制钱中增收头子钱一项规定,官私出入钱,每贯在原先征收二十三文的基础上加征十文,而总制司又规定,在每贯征收三十三文之外,再加征十文,归入总制钱。经制钱、总制钱都有一部分源自头子钱,这就有重叠。总制司又规定将耆户长雇钱、免役一分宽剩钱归入总制钱,其中免役宽剩钱原是存留地方用于遇到灾害、动乱年分的,现规定将一半上缴。这是改变部分免役钱的用途和归属。总制司又规定,将转运司移用钱、常平司七分钱、常平司五文头子钱归入总制钱。这些从名称上即可知原是属于路级官司的,现也规定上缴朝廷。抵当四分息钱,是规定将抵当库利息的十分之四纳入总制钱上缴朝廷。官户不减半民户增三分役钱是在原有免役钱的基础上的扩展。

根据上述情况可知,经总制钱众多取财渠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原有税项或专卖的增加,另一类是将原先不上缴朝廷的钱财改为上缴朝廷。前一类或许勉强可以说是税,后一类无论如何都不是税。值得注意的是,在经制钱、总制钱创立时,没有新创一种税项,有的只是提高旧有税项的税率或专卖品价格等。

按官方规定,月桩钱的来源是商税、榷酒、经制钱、转运司移用钱等(则月桩钱、经制钱有交叉)。没有任何记载表明,创立月桩钱时新创了税项,甚至与经总制钱创立不同,为此而提高税率、提高专卖品价格的事也没有出现。就官方规定而言,它只是要求地方将正常税收所得之钱按月按量输送而已。

关于版帐钱,如前所述,现存文献中完全找不到关于它确切创立时间的记载,也找不到当时朝廷所作的规定,特别是找不到朝廷关于版帐钱如何取财的具体规定,所以,就无法分析其钱财来源的情况了。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知,经总制钱、月桩钱、版帐钱就是地方向朝廷定时上缴的三笔钱财的名称,它们同一些税赋密切相关,但它们本身并不是税。这三笔钱财的征收,虽都是形势所迫,但却增加了赋税收入中上缴朝廷部分的比重,大大加重了州县财政的困难。

三 经总制钱、月桩钱、版帐钱如何派生出苛捐杂税

经制钱、总制钱、月桩钱、版帐钱不是税,却是南宋许多地方性苛捐杂税的根源。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它们强制性的定额,这些定额与官员们的考核挂钩,因而是不容忽视的。由于经总制钱、月桩钱、版帐钱都是输送货币,又往往用于军费,所以,朝廷对它们的依仗、重视程度要高于地方上缴的其他财赋,为此制定了许多特殊的制度,这就使其定额的强制性更加突出。甚至遇到灾年,灾区的税赋被朝廷蠲免,而经总制钱、月桩钱、版帐钱却往往仍旧征收。

南宋大儒朱熹曾上奏批评经总制钱立额,讲:“凡岁入经总制钱,悉以经界之年为额。其后虽或知其非义而小变之,然犹必使趁及一年所收最多之数。至其甚无艺者,则虽或灾伤年分检放倚阁,苗米税钱已无所入,而所谓经总制钱者,版曹、总所犹不肯与之蠲除。上下相临,转相逼迫,下吏无所措其手足,则其势必至于巧为名色取之于民,以求幸免……岁月愈深,逋负日积,大郡所欠十数万缗,小郡亦不下一二万数。”(《晦庵集》卷一四《延和奏札三》)又说:“臣契勘经总制钱不当立额,不待知者而后知也。盖其出于仓库出纳、田宅契劵之所收者,虽可约计其大概,然财计有时而亏盈,物价有时而高下,则其数已有不可得而准者。”(同书卷一九《乞蠲减漳州上供经总制额等钱状》)宋光宗绍熙元年,有官员上奏批评经总制、月桩、板帐钱不该有定额,讲:“经总制、月桩、板帐钱,初立定额,所在州县迫于监司行移,趁办不敷,则巧作名色,科敛于民。如经、总制不足,即令民户于丁田米税、役钱每石每钞有暗收补亏钱。商旅经由场务,征税之外,则有贴纳补助钱。月桩、板帐不足,即令民户于祠状着到,或纳买盐钱,或纳甲叶钱,争讼理直则纳盐醋钱,理曲则有科罚钱。似此之类,所在不一。惟两浙、江西、福建、广右为甚。欲乞先行下两浙、江西、福建、广西路转运、提刑司,应州县日前以经、总制、月桩板帐为名,巧作名目,科敛民钱以足额,如臣前所条陈者,严行禁止,然后次第戒约诸路,有似此类,一例住罢。如有违戾,许人户越诉。”(《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四之一〇七)宋孝宗有官员专门批评版帐钱定额的弊病,说:“盖今县邑之所苦者,不过板帐钱额太重耳。额重而收趁不及,计无所出,则非法妄取以纳。斛斗则增收耗剩,交钱帛则多收糜费,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罚,恣胥吏之受赃而课其入,索到盗贼不还失主,检校财产不及其卑幼,亡僧绝户不经核实而拘籍入官,逃产废田不与销豁而逼勒填纳,远债之难索者豪民献于官,则追催甚于正税。私纳之为罚者,仇家讼于县则监纳过于赃钱。赊酒不至于公吏而抑配及保正户长,检税不止于商旅,而苛细及于盘合奁具。今年之税赋已足而预借于明年,田产之交易未成而探契以寄纳。其它如罚酒,科醋,卖纸,税酱,下拳钱之类殆不可以遍举,亦不能遍知。”(《文献通考》卷一九《征榷考》)

类似的批评难以枚举,他们的批评基本上都是中肯的。由于三种钱都创立于战争中,定额都偏高,又因举措仓促,各州县分解定额也往往不合理。特别是各种实际税收都因丰歉等逐年变动,而定额却是固定的。在完不成定额的地方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上述苛征横敛的情况。从上引苛征横敛的方法看,大都是低劣不合理的,远远超出了“杂税”的范畴。这些苛征横敛中的某些手段,往往既用于筹措经总制钱,也用于筹措月桩、版帐钱。这些苛征横敛,并不是宋廷规定的经总制钱、月桩钱、版帐钱的取财渠道,却与经总制钱、月桩钱、版帐钱有密切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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