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的成书年代和作者

撰文/黄朴民   2017-06-13 23:27:30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上兵伐谋”,“致人而不致于人”,这些古老而精辟的军事格言,两千五百多年来一直脍炙人口,广为流传。它们均出自中国春秋晚期杰出的军事学家孙武的经典兵学著作——《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一书是我国古代兵学的杰出代表,内容精博深邃,问世以来,对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极其深远,被尊奉为“百世兵家之师”。直到今天,《孙子兵法》的许多合理内核对现代军事理论的建设和发展,仍具有重大借鉴意义。《孙子兵法》的基本原则和思想方法还渗透到军事以外的社会生活领域,在商业竞争、企业管理、体育竞赛、外交谈判等活动中得到广泛的重视和应用。

一 关于《孙子兵法》的种种质疑

孙武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遭到不少怀疑和攻讦。所谓怀疑,就是对他本人的有无和其著作真伪的存疑否定;所谓攻讦,就是对他思想体系以儒学的观点进行评估批判。对于后者,将在以后文章中详加剖析,本文旨在推倒加在孙武本人及其著作上的不实之词,涣释疑窦,揭明真相。

对孙武其人其书的怀疑事出有因,主要基于三方面因素:第一,详细记载春秋史事的原始史籍《左传》《国语》等书对孙武的生平事迹丝毫不曾涉及;第二,《孙膑兵法》在魏晋以后悄然亡佚,两孙子因而被人们混淆;第三,现存的《孙子兵法》一书中多少带有某些战国时代色彩。加上北宋以来疑古思潮的勃兴,孙武及其著作的真实性便成为一桩疑案。

的确,由于文献资料的匮乏,现在有关孙子生平问题尚存在许多难以解释的疑窦。《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过于简略,仅说“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然后,就是一则“吴宫教战”的故事,迹近“小说家”言。最后来个概括性的评论:“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不少问题都无法确切说明。孙武的家世背景、入吴动因、最后下落,都是后世追叙甚至杜撰的,方凿圆枘,难以自圆其说。

例如,孙子为田书( 孙书)之孙,主要的依据是《新唐书·宰相世系表 》、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 》等材料的记载,多有可疑,田书“因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但按《春秋左传》,田书若参与齐国伐莒,当在公元前 523 年,从其统兵缒城克莒的表现看,田书此时应当青壮之年,否则“缒城”这样的行动,恐怕难以胜任。而孙子见吴王阖闾,至迟不会晚于公元前506 年,能写出这样杰出的兵法,当时的孙子也当在三十岁之后,尽管古时早婚,但祖孙之间年龄之隔,按常理推算,实不太能契合。另外,先秦时期并无乐安这一地名,乐安之名始见于《汉书·地理志》,汉代有“乐安县”,隶属于千乘郡,春秋时期既然无“乐安”,那么,所谓“食采于乐安”,又何从谈起?

又如,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 》等记载,孙子奔吴的缘由是为了躲避齐国的内乱,“以田、鲍四族谋为乱,奔吴,为将军”。这同样不合情理:田氏是齐国内部政治斗争的胜利者,最后代替姜氏,成为齐国统治者,将姜氏之齐,变为田氏之齐,这就是史上著名的“田氏代齐”。作为田氏的支蘖,孙子完全可以坐享田氏胜利的成果,而不必跋山涉水,为“避祸”南逃吴国。因此,所谓的“避祸”奔吴之说,似乎从逻辑上也讲不通。

再如,孙武最后的结局,历史上也是说法多样。或讲他“飘然高隐”,不知所终,《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下”尝云:“若张良、范蠡、孙武,脱然高引,不知所往。”或说他如同商鞅等人一样,被杀受戮,不得善终,《汉书·刑法志》载:“孙、吴、商、白之徒,皆身诛戮于前,而国灭亡于后。报应之势,各以类至,其道然矣。”分歧甚大,让人无所适从。其实,这都是很正常的,毕竟连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也讲不清楚的事情,我们今天在没有更多新出土文献做佐证的情况下,也只能存而不论了。

尽管细节上我们已无法追求绝对的历史真实,但是,历史毕竟还有近似真实与逻辑真实。我们在孙武其人其书的考察上还是可以有所作为,来尽可能接近并了解历史的本相。

众所周知,关于《孙子》的成书年代和作者问题,自宋代以来,争论辩诘已延续了千馀年。论争的焦点是,其书成于春秋抑或战国?其书的作者是孙武还是孙膑?抑或如宋代叶适所言,为某“山林处士”(《习学记言》卷四六《孙子》,中华书局,1977)?在疑古思潮影响下,不少学者不承认孙子拥有《孙子兵法》一书的著作权,也否定《孙子兵法》的主体内容形成于春秋后期。这些怀疑意见总括起来,大抵不外乎以下几种:

第一,论说历史上本无孙武其人,《孙子兵法》十三篇系战国时人所伪托。主张这一说法的人主要有南宋的叶适、陈振孙,清代的全祖望、姚际恒和现代学者钱穆、齐思和等。叶适在《习学记言》卷四六《孙子》中指出:“凡谓穰苴、孙武者,皆辩士妄相标指,非事实。”论定《孙子兵法》乃是“春秋末战国初山林处士所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 》卷一二《兵书类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则云:“孙武事吴阖闾而不见于《左氏传》,未知其果何时人也。”全祖望继承叶适等人衣钵,在《孙武子论》中进一步发挥道:“水心疑吴原未尝有此人,而其事其书皆纵横家所伪为者,可补《七略》之遗,破千古之惑。至若十三篇之言,自然出于知兵者之手。”(《鲒埼亭集》卷二九,《四部丛刊》本)姚际恒在其《未足定其著书之人者》中亦唱同样的调子,说:“然则孙武者,其有耶?其无耶……其书自为耶? 抑后徒为之耶?皆不可得而知也。”(《古今伪书考》,《丛书集成初编》本)到了现代,依旧有相当数量的学者向孙武及其著述发出诘难怀疑之声。如钱穆说:“其人与书,皆出后人伪托。”(《先秦诸子系年·孙武辨》,香港大学出版社,1956)又如齐思和云:“孙武实未必有其人,十三篇乃战国之书。”(《孙子兵法著作时代考》,《中国史探研》,中华书局,1981)

他们的怀疑依据主要是两点:《左传》等史籍未载孙武的事迹,“孙武为大将,乃不为命卿,而左氏无传焉”;《孙子兵法》所反映的是战国时代社会状况和战争特色,时代特征明显晚于春秋。由于这一派既怀疑《孙子兵法》其书,又怀疑孙武其人,态度最为坚决,故可以称作为彻底怀疑论者。

第二,历史上虽有孙武其人,但《孙子兵法》一书则断非其所著。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北宋的梅尧臣,清代的姚鼐,现代的梁启超、黄云眉等人。梅尧臣曾作《孙子注》,认为此书非孙武自著,而是“战国相倾之说也”(参欧阳修《居士集·梅尧臣孙子注后序》,《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四一,《四部丛刊》本)。姚鼐的意见也相同,认为“吴容有孙武者,而十三篇非所著”,认为“是书所言皆战国事耳”(《惜抱轩文集》卷五《读孙子》,《四部备要》本)。梁启超同意梅、姚等人的意见,指出“此书未必孙武所著。当是战国人依托,书中所言战事规模与战术,虑皆非春秋时所能有也”(《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黄云眉在《古今伪书考补证》(齐鲁书社,1980)中也认为“孙武之有无其人虽未暇定,而十三篇之非孙武书则固无可疑者”。

这派学者怀疑、否定《孙子兵法》为孙武所著的主要依据不外乎一条,即孙武是春秋时人,而《孙子兵法》“所言皆战国事耳”,书中所言战事规模及战术,“虑皆非春秋时所能有也”,因此书的作者不可能是孙武本人。由此可见,这一派在孙武其人其书问题上,实际上是采取了“存其人而疑其书”的态度。

第三,《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实为一书,其真正作者是战国中期的孙膑,即便并非如此,其书也是导源于孙武,而完成于孙膑。持这一观点的有钱穆、陈启天等现代学者以及日本学者斋藤拙堂、武内义雄等人。钱穆在否定孙武其人其书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论道:“《孙子十三篇》,洵非春秋时书。其人则自齐之孙膑而误。”(《先秦诸子系年·孙武辨》,香港大学出版社,1956,11页)斋藤拙堂在《孙子辨》中称“今之《孙子》一书,是孙膑所著。孙武与孙膑,毕竟同是一人,武其名,而膑是其绰号”(江侠庵主编《先秦经籍考》,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而武内义雄在《孙子十三篇之作者》一文中,虽然承认孙武、孙膑各有其人、各有著述,但却认为今本《孙子》十三篇从其内容看,“非孙武所著之书”,而“出于孙膑所作”(马导源译《日本汉学研究论文集》,台湾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60)。至于陈启天的观点,则是折衷性的,他指出,“古人为学,均有传授。孙膑既为孙武之后世之孙,则武之兵法授之于膑,膑即据之撰成十三篇,而署武之名以行世”(《孙子兵法校释》,中华书局,1947,41页)。尽管如此,陈启天仍认为,《孙子兵法》的真正作者为孙膑。

这一派的观点之所以提出,缘于《孙膑兵法》久已亡佚,而今本《孙子兵法》又多呈战国时代特征,故很自然地将孙武与孙膑混为一谈,将两部不同时代的兵书视为一体。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派的意见可以说是“张冠李戴”“李代桃僵”。

除上述三种主要怀疑论外,还有一些影响稍逊的否定观点。如清代牟庭在其《校正孙子》中所谓孙武就是伍子胥,二者实为一人的说法。

总之,持否定意见的学者认为:孙武的事迹不见于《左传》等先秦典籍记载,《孙子》一书所反映的战争规模、运动作战方式、注重诡诈权变的特点以及专有名词(如主、将军等)的称谓、文体的风格均带有鲜明的战国时代特征。因此,《孙子》十三篇不可能成于春秋末年,而只能是在战国时期甚至更晚。

当然也有不少学者对怀疑孙武其人其书的论点不以为然,并撰文予以辩解。主要代表有元末明初人宋濂,明人胡应麟,清人纪昀、孙星衍、章学诚,今人余嘉锡等。如宋濂《孙子辩》中道:“春秋时,列国之事赴告者则书于策,不然则否。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大国若秦、楚,小国若越、燕,其行事不见于经传者有矣,何独武哉。”(《古籍考辨丛刊》第一集《诸子辨》,中华书局,1955)认为不能以《左传》等史籍不载孙武事迹而否定其人。又如孙星衍在《孙子略解·序》中也说:“诸子之文皆由没世之后,门人小子撰述成书,惟此是其( 孙武 )手定,且在《列》《庄 》《孟 》《荀》之前,真古书也。”(《问字堂集》卷三,载《孙渊如先生全集》,商务印书馆,1935)从著作体例的角度,论定孙武为《孙子兵法》的作者。

二 《孙子兵法》出于孙子,成于春秋末年

从以上简单的回顾中可以看到,关于孙武其人其书真伪的争论延续了千馀年之久,可谓是学术史上一场旷日持久的聚讼。可是,种种怀疑、否定孙武其人其书的论点,多属猜测臆断,既与历史文献记载不合,也与地下考古发现相悖,因此不足据信。我认为,历史上孙武确有其人,《孙子兵法》的作者是孙武,证据确凿。

1972 年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一批珍贵竹简,其中有《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0233号汉简上书“吴王问孙子曰……”,0108号汉简上书“齐威王问用兵,孙子曰……”。两种兵法同墓出土,而两则简文的内容又恰与《史记 》等史籍关于孙武、孙膑的记载相吻合,这就证实了历史上孙武、孙膑各有其人,《孙子》的作者不是孙膑。肯定论者据此认为《孙子》成书年代与作者这一“千年聚讼”已“一朝得释”。然而否定论者却认为银雀山汉墓竹简的出土,并不能完全解决其书的成书年代与作者问题,他们依旧坚持《孙子》一书带有浓厚的战国时代特征的基本观点(参李零《关于银雀山简本〈孙子〉研究的商榷》,《文史》1979 年第7 辑;郑良树《论〈孙子〉的作成时代》,《竹简帛书论文集》,中华书局,1982)。我认为,《孙子》一书当基本成型于春秋末年,其作者当为孙武本人。具体理由如下:

第一,孙武撰著《孙子》见于《史记 》的明确记载。《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云:“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这段记载至少透露了两点信息:1.孙武曾著有兵法,以此进见吴王阖庐并获重用。2.“十三篇”篇数与今传本《孙子》篇数相符。这是孙武著有《孙子》最原始且有说服力的证据。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白圭,周人也。当魏文侯时,李克(悝)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白圭是战国前期人,他这里提到的“孙”,自是指孙武而非孙膑,这表明历史上孙武确有其人。《汉书·刑法志》云:“吴有孙武,齐有孙膑,魏有吴起,秦有商鞅,皆禽敌立胜,垂著篇籍。”又《吕氏春秋·上德》云:“阖庐之教,孙、吴之兵,不能当矣。”高诱注:“孙、吴,吴起、孙武也。吴王阖庐之将也,《兵法》五千言是也。”这里两则史料均明确指出孙武实有其人,并著有兵法。高诱更肯定《孙子》凡五千言,与今传本字数相近。其他像《韩非子》《尉缭子》《黄帝内经 》《战国策 》《论衡》等典籍亦有类似的记载。这些情况表明,孙武善用兵、撰著兵书乃是战国、秦汉时人们的共识。

又,《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佚文·见吴王 》及青海《上孙家寨汉简孙子佚文 》均曾提到“十三篇”(“十三扁”),且《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之内容与传世本《孙子》内容基本相一致(参吴九龙《简本与传本孙子兵法比较研究》,《孙子新探》,解放军出版社,1990,185页)。从现代考古学的角度进一步证实了孙武其人其书的可信程度。

第二,叶适、全祖望、陈振孙、钱穆、黄云眉诸人以《左传》不载孙武事迹,而断言孙武非《孙子》作者,或进而揣度孙武与孙膑为一人,或以为《孙子》成书于孙膑之手,凡是种种,多属猜测之辞。因为仅凭藉《左传》之记载有无而论定孙武与《孙子》的关系,其证据显然是贫乏的。这一点宋濂《诸子辩》中即有反驳(见前文)。至于混淆孙武、孙膑为一人,或言孙膑作《孙子》,这一误解已随银雀山汉简出土而澄清,毋需赘说。第三,否定论者常就战争规模、作战方式、文体特征考论《孙子》一书带有浓厚的战国色彩,进而判定其书成于战国年间,孙武非其书作者。我们认为这一观点也是无法成立的。首先,就整个作战方式演变看,春秋乃是一个过渡时期,其前中期与西周以来的“军礼”传统一脉相承;而自晚期起,则发生巨大的变化,反映为军队人数剧增,战争规模扩大,作战方式改变。仅就作战样式言,即是示形动敌、避实击虚、奇正相生等“诡诈”战法开始流行,过去那种“约日定地”“鸣鼓而战”堂堂之阵战法日趋没落。用班固的话,便是“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 (《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序》)。《孙子》与“古王者《司马法》”不同,集中反映这一历史潮流趋向实属正常。其次,在这一时代变革中,南方地区的吴、楚诸国乃得风气之先者。当时这些较少受旧“军礼”传统束缚的国家,在战争活动中更多地采用了埋伏、突袭、诱敌等“诡诈”战法,并经常奏效。孙武曾在吴国为将,深受当地军事文化影响,在其著述中自然要体现南方军事文化(包括战法)的特点。所谓“孙氏之道,明之吴越,言之于齐” (参《孙膑兵法·陈忌问垒》所附残简),指的就是这层含义。所以,不能以战争规模扩大、野战机动性增强等现象来简单地和战国特征划上等号,更不宜由此而否定孙武的著作权。

第四,值得注意的是,《孙子》一书中也明显带有春秋前中期战争的基本特色。如其言“合军聚众”,就反映了商周以来战争动员的主要特点。其言“穷寇勿迫”,其实就是早期战争“不穷不能”“战不逐奔”的翻版。而其“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观念,则更体现了它与早期战争特征中广义一面的联系。众所周知,春秋前中期的战争更多的是以迫使敌方屈服为基本宗旨,因而军事威慑多于会战,真正以主力进行会战决定胜负的战争比较少。于是,会盟“行成”与“平”,乃成为当时军事活动中的重要手段。公元前 770 年,屈瑕率楚军大败绞师,结城下之盟而退还;公元前 612 年,晋攻蔡,入蔡,为城下之盟而退师;公元前 571年,晋、宋、卫三国之师攻郑。冬,城虎牢,逼迫郑国求和等,都是这方面的显著事例。对这类传统的追慕和借鉴,遂构成《孙子》兵学的理想境界:“不战而屈人之兵。”其他如言兵种而未提及骑兵、言“仁”而未尝“仁义”并称以及“舍事而言理”的论述风格,均突出体现了春秋的时代精神。种种情况表明,《孙子》全书打上了春秋晚期社会变迁、军事斗争艺术递嬗的深深烙印,它只能成书于春秋期间。

第五,有些被人们用来判断《孙子兵法》成于春秋晚期的史证,其实是一种治学不严谨状态下的“误读”。如,《孙子兵法》中有“焚舟破釜”的文字(仅见于“十一家注孙子”本,但皆不见于“汉简本”“武经本”“平津馆本”“樱田本”),有人就联想到秦汉之际的巨鹿之战,联想到项羽“破釜沉舟”的典故,于是率而断言《孙子兵法》晚出。殊不知,早在春秋前期的秦晋王官之役中,秦军就用过这样的手段。是役,秦将孟明视统率秦师东渡黄河,为了昭示与晋军决一死战的坚定意志,孟明视采取了“济河焚舟”的做法,给晋军以极大的震慑,迫使其龟缩固守,不敢撄秦军之兵锋,秦军如入无人之境,攻克晋邑王官,取得了春秋时期秦晋交战中的一次重大胜利。王官之战爆发于周襄王二十九年,即公元前 624 年,早于孙子撰著兵书一百多年,孙子在其兵书中引为史鉴,留下“焚舟破釜”等文字,是完全合乎情理与逻辑的。

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孙子》书中有后人所增益的成分。如其“五行”观就有较明显的战国色彩。先秦时期的“五行说”,主要是两类,一为“五行相生说”,一为“五行相胜说”。另外,还有一种“五行不常胜”说,乃墨家后学的观点。《墨子·经下》云:“五行毋常胜,说在宜。”其含义是五行相遇固不免相胜,但并非确定不移,因种种机遇,且能生出变化来,大概是多方可以胜少。《经说下》记载:“五:合水土火。火离然,火烁金,火多也。金靡炭,炭多也。”就是“毋常胜”之说。学界多认为,墨家后学的观点所反映的是战国中后期的思想,今本《孙子兵法》云“五行无常胜”,意思接近墨家后学“无常胜”之说,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孙子兵法》一书有一定的后人增附现象。再如,《用间篇》最后一段言“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云云,也与《孙子兵法》全书“舍事而言理”的基本风格相悖。然而所有这一切,均不足以动摇孙武为《孙子兵法》作者、其书成于春秋晚期这一基本事实。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上一篇回2017年6月第6期目录 下一篇 (方向键翻页,回车键返回目录)加入书签

© 2016 毕业论文网 > 《孙子兵法》的成书年代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