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诗歌批评家的翁方纲

撰文/蒋寅   2017-06-13 23:27:29

中国历史发展到明清两代,南方的文化成就整体上超过北方,京师虽为政治、文化中心,当地诞生的著名文人却少而又少,翁方纲很可能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翁方纲(1733-1818),字正三,号覃溪、苏斋。直隶大兴人。乾隆十七年(1752)进士,由翰林编修累官至内阁学士、鸿胪寺卿,曾任广东、江西、山东学政,又曾充江西、湖北、江南、顺天乡试副考官。才学博赡,诗文书画兼长,又精于金石鉴赏,今人张舜徽《学林脞录 》将他与姚鼐、章学诚并称为三通儒。他的著述固然多涉及经学或金石学,但这并不妨碍他在乾隆朝名列诗学著作数量第一,堪称是乾嘉时期在诗学上用功最深的人。他在诗学方面的著述之多、形式之多样,在乾隆诗坛罕有俦比。除了撰有传统的诗话、诗选、笔记之外,校订、笺评前贤的诗学著述是他开的先例,文集中数量丰富的专题论文更是他论诗的独到之处。

翁方纲虽然科举成名甚早,但诗学活动要到乾隆三十年才开始活跃,此时他不在京师,正出任广东学政。是年他在广州度岁,与选拔诸生在药洲亭论诗,撰有《药洲诗话》若干则。三十二年八月,在雷州看《全唐诗录》,钱、刘之后,随手取五古;李杜以前,以《唐贤三昧集》《唐诗选十种》相印证。十二月,又读黄庭坚诗,自觉“今年才于各家各体略见真径路,是以所得较往年稍多”(翁方纲《家事略记》)。于是第二年他将视学粤东以来巡试诸州与幕中诸子论诗语加以整理,编成《石洲诗话》六卷,后增入两卷元好问、王渔洋《论诗绝句》的评析,刊行为八卷。

《石洲诗话》中的翁方纲手迹翁方纲的诗学著作虽然丰富,但也有一个缺陷,那就是多系研究某些专书的札记,而非广泛阅读、研讨的心得。如《石洲诗话》八卷,前两卷论唐人,可能是研读王渔洋唐诗选本的札记;三、四两卷论宋人,像是读吴之振《宋诗钞》所记;卷五论金、元人诗,又像是读元好问《中州集》、顾嗣立《元诗选》所记;卷六为渔洋评杜摘记,系据海盐张宗柟辑《带经堂诗话》摘录;卷七为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中十八首笺说;卷八为王渔洋《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五首》中十六首笺说。全书既没有先唐诗歌评论,也没有明代(高叔嗣、徐祯卿是例外)及本朝诗歌批评,说明他的诗歌批评更接近学者式的钻研而非诗论家的批评。学者式的钻研给他的诗话带来浓厚的专业色彩,而非诗论家的批评则又造成讨论问题的非系统性和偶然性。

就翁方纲对王渔洋诗学的研究来看,其用功之专精体现了真正的学术精神。前人读诗都是为了资吾操觚之用,往往囿于一定的价值观,凭一己好恶或时论褒贬为去取,眼界常有拘限。翁方纲则以一种研究的精神读诗,不论大家小家都能认真对待,讨论特定时代的作家,数量每逾前人。在宋诗方面,他曾评厉鹗《宋诗纪事》,原本十五册还藏于上海图书馆。虽然《石洲诗话》不曾涉及清朝诗人,但现知翁方纲除了批点《渔洋山人精华录》外,还批评过曹正镛《曹文正公诗集》一卷,只不过他对当代诗坛确实不像沈德潜、袁枚、法式善等诗论家那么关注。梁章钜《退庵随笔》在谈到王渔洋对王、孟、韦、柳的推崇时曾说:“窃谓王、孟、韦、柳之诗,只须就选本读之,只须遇相称之题学之。此外初盛中晚各有名家,皆须研究。苏斋师《石洲诗话》言之详矣。若专守一家之言,而尽束诸名家不观,其能免固陋之诮乎?”门生终究是了解老师的,这段议论传达了翁方纲论诗不专守一家一格、转益多师的基本倾向。

翁方纲像对于尊崇杜甫的翁方纲来说,主张转益多师乃是很自然的事,我更关注的是他对学古而至融化之境的强调,这也是他最倾服杜甫之处:“杜五言古诗,活于大谢,深于鲍照,盖尽有建安、黄初之实际,而并有王、孟诸公之虚神,不可执一以观之。”(《石洲诗话》卷一)这寥寥数语,已使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昔人之所独专”的评价,更加具体,更为充实了不少,但大体还在前人评价的框架之内。另一段诗话说:“自初唐至开、宝诸公,非无古调。但诸家既自为体段,而绍古之作,遂特自成家。如射洪、曲江是也。独至杜公,乃以绍古之绪,杂入随常酧酢布置中,吞吐万古,沐浴百宝,竟莫测其端倪所在。”(《石洲诗话》卷一)就揭示了杜甫以绍古之绪“杂入随常酧酢布置中”的新变,从诗歌史的角度指出了杜诗首开日常应酬之风的趣向。而且,出于不可动摇的尊杜价值观,纵然注意到杜诗的世俗色彩,也没影响他对杜甫这部分诗作的评价,因为他心里固有一个雅和伧(即粗鄙)的标准。自钱谦益倡导宋元诗风以来,就有人断言:“诗必袭唐,非也。然离唐必伧。”(孙廷铨《梁苍岩蕉林近稿序》,《沚亭文集》卷下)结果证明,学宋元诗的确难免流于伧,翁方纲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因而“伧”成为他论宋元诗常用的评语,仿佛它是一个特定时期诗歌的通病。

习惯于在诗歌史的大背景下把握具体诗人、具体作品的得失和意义,确实是翁方纲诗歌批评的一个重要特点。凭藉博学和透彻的历史眼光,他的诗论不经意中时有精彩的诗史见解。比如他论及宋初诗歌,曾提出不能排除晚唐体,有云:“石门吴孟举钞宋诗,略《西昆 》而首取元之,意则高矣。然宋初真面目,自当存之。元之虽为欧、苏先声,亦自接脉而已。至于林和靖之高逸,则犹之王无功之在唐初,不得径以陶、韦嫡派诬之。”(《石洲诗话》卷三)这里指出吴之振选宋初诗存在一个问题,即重视王禹偁而忽略了西昆体。给予王禹偁好评当然是应该的,但忽略西昆体却会模糊了宋初诗史的本来面目。毕竟王禹偁只是连接西昆体和欧、苏的过渡性人物,其诗风相对于前后的时代都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就像王绩在唐初,完全是个孤立的现象,若视之为陶渊明—韦应物古淡风格序列中的一环,就未免将后人之见强加于古人了。这样的见解与其说是诗歌批评,还不如说是诗歌史论,背后有着还原历史过程的意识。类似的例子是对元人题画诗的重视,他注意到:“郑杲斋东《题徽庙马麟梅》一首,《题江贯道平远图》诸绝句,皆佳。元人自柯敬仲、王元章、倪元镇、黄子久、吴仲珪每用小诗自题其画,极多佳制。此外诸家题画绝句之佳者,指不胜屈。盖元人题画,长篇虽多,未免限于李长吉之词句,罕能变转。而绝句境地差小,则清思妙语,层见叠出,易于发露本领。”(《石洲诗话》卷五)我们知道,以绘画为诗歌题材萌生于南朝,唐人所作多为咏画之体,真正的题画之诗兴起于宋代,但直到元代才因文人多擅三绝而作品日繁。这虽是谈艺家的常识,却很少为人注意。翁方纲出于诗歌史研究的意识,乃特别指出这一现象。由此也可看出翁方纲论诗的历史感。

翁方纲不只关注诗歌史上的重要现象,评论作家也留意发掘其独到的艺术手段。我们知道,正面铺写和逆笔是他很看重的笔法,他在批评中也对长于此道的作者格外垂青。《与友论太白诗》一文特别推崇李、杜两家正面铺写的能力,说:“大约古今诗家,皆不敢直擂鼓心,惟李、杜二家能从题之正面实作,所以义山云:‘李杜操持事略齐,三才万象共端倪。’盖非具此胸次者,亦无由而知也。”(《复初斋文集》卷十一)而这种能力在他看来又与魄力之大分不开:“杜之魄力声音,皆万古所不再有。其魄力既大,故能于正位卓立铺写,而愈觉其超出;其声音既大,故能于寻常言语,皆作金钟大镛之响。”(《复初斋文集》卷一)韩愈与苏轼在这一点上也显出了差别,他评两家的《石鼓歌》说:“苏诗此歌,魄力雄大,不让韩公,然至描写正面处,以‘古器’‘众星’‘缺月’‘嘉禾’错列于后,以‘郁律蛟蛇’‘指肚’‘箝口’浑举于前,尤较韩为斟酌动宕矣。而韩则‘快剑斫蛟’一连五句,撑空而出,其气魄横绝万古,固非苏所能及。方信铺张实际,非易事也。”(《复初斋文集》卷三)陆游比起苏轼来则又逊之:“竹垞尝摘放翁七律语作比体者,至三四十联。然亦不仅七律为然,放翁每遇摹写正面,常用此以舒其笔势,五古尤多。盖才力到正面最难出神彩耳,读此方知苏之大也。”(《复初斋文集》卷四)仅由一个具体的表现手法,他就深刻地辨析了几位大诗人力量的高下。相比之下,逆笔不像正面铺写这样与才力相关,他只注意到黄庭坚的用例,在评论山谷诗之外,他还与法式善交流过自己琢磨黄庭坚诗用逆法的心得。法式善《陶庐杂录》卷二载:

覃溪先生告余云 :“山谷学杜所以必用逆法者,正因本领不能敌古人,故不得已而用逆也。若李义山学杜,则不必用逆,又在山谷之上矣。”此皆诗家秘妙真诀也。今我辈又万万不及山谷之本领,并用逆亦不能。然则如之何而可?则且先咬着牙忍性,不许用平下,不许直下,不许连下,此方可以入手。不然,则未有能成者也。

在此,翁方纲不仅注意到黄庭坚喜用逆法,而且试图揭示其背后的动机,经与李商隐对照,他颇有说服力地阐明了前人技巧上师法承传的复杂情形。这的确是心得之谈,对认识与比较杜甫、李商隐、黄庭坚诗歌艺术的异同很有启发。

谈论翁方纲的诗歌批评,还需要提一下与试帖诗相关的问题,这是研究者很少留意的。就我所见资料而言,有清一代试帖诗,声望最著的宗师是纪昀与吴锡麒两位。前者是试帖诗学的开创者和总结者,后者是成就最高的作家。但前辈学者严迪昌在《清诗史 》中则将翁方纲与纪昀相提并论,理由是功令试诗后最早编选试帖诗例的人就是这两位,况且翁方纲中进士比纪昀还要早两年,乾隆二十四年即出典江西乡试,是乾嘉诗坛名宿中第一个奉旨以试帖诗取士者。严先生这里疏忽了,纪昀也在同一年出典山西乡试,后来两人都以试帖著述成为乾隆间最重要的试帖诗专家,应与功令试诗后典首科乡试的特殊经历有很大关系,但最终决定他们在试帖诗学上地位的还是研究和写作水平。若就写作水平而言,与纪昀势均力敌的自然是吴锡麒。只不过吴毕竟年辈稍晚,当时堪与纪昀并驾齐驱的就只有翁方纲了。乾隆二十七年五月,御试,开列试差诸臣,题“先之劳之,请益至于日至之时”,赋得“竹箭有筠”,得“如”字,翁方纲列一等一名,引见于勤政殿。高宗曰:“翁方纲学问甚好。”(参沈津《翁方纲年谱》,23页)因此后人回顾本朝试帖诗写作,认为“乾隆年间,讲试律者惟翁覃溪先生与纪公工力悉敌。纪之格老,翁之神超,未易轩轾”(梁章钜《试律丛话》卷三引姜兆翀语)。像当时大多数文人一样,翁方纲尽管在试律上下过很深的功夫,历年翰林馆课所作也不少,但《复初斋诗集 》卷一仅编乾隆十七年至二十八年间所作为《课馀存稿》一卷,自序云:“壬申十月改庶吉士,此以前之作,山阴胡云持以为染帖括气,不可存也。是冬以后,专心习翻译。洎甲戌散馆后,习试席之作,别录为帙。是以合十二年仅存此一卷。”他的试律尚存《复初斋试诗》钞本,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图书馆,内收试律 80题85首,有钞录者朱笔批点。同馆还藏有《芸窗改笔》钞本四册,第一册所收试帖诗,有翁方纲朱笔批改,内容涉及句法、格律、语病,相当细致。翁方纲还撰有《复初斋试律说》,大概是讲试律作法的。据梁章钜《试律丛话》卷三说:“余家旧存藏有覃溪师《复初斋试律说》一本,体例亦略如《我法集》,惜为一友借抄,竟匿之不还。后日侍苏斋谈诗,偶询及此书,则吾师已不复省记,其家亦久无传本矣。”如今幸有上述两种钞本留存,可藉以略窥翁方纲试律研究之一斑。

翁方纲在今人论著中多作为诗歌理论家来讨论,但清代后学似乎更重视其诗歌批评。郑献甫《书〈石洲诗话〉后》曾说:“其题目各家,权衡众制,可谓精审确当者矣。惟末附论元遗山论诗诸绝句及王文简论诗诸绝句及校渔洋评杜诗本,实有强作解事,不切本旨者。”(《补学轩文集》卷一)我也更倾向于将翁方纲视为诗歌理论家,并且认为他的学识和成就正体现在对前人诗学的辨析中,至于诗歌批评,似乎见识不高。最典型的是一味拾苏、黄馀唾,轻视刘禹锡,认为“刘宾客之能事,全在《竹枝词》”,又说“刘宾客诗品,无论钱、刘、柳,尚在郎君胄、韩君平之下”(《石洲诗话》卷二),完全无视刘禹锡七律的成就和典范性,甚至贬其诗品在郎士元、韩翃之下,见识远不及王渔洋。且不说郎士元诗向来无甚好评,更不会有人认为胜过刘禹锡;就是韩翃,翁方纲说他“鸣磬夕阳尽,卷帘秋色来”已渐开晚唐之调,“盖律体奇妙,已无可以争胜前人,故不得不于一二平仄间小为变调,而骨力渐靡,则不可强为也”(同上),也纯属模糊影响之见。据我考察,韩翃恰恰是大历诗人中难得的还残留着盛唐馀风、亢爽豪迈之气不减的诗人,说他走杜甫式的变调取拗之路,即使不是南辕北辙,也可以说是不着边际,英雄欺人。以诗论家而言,翁方纲才、学都不缺,可能少了点识,即艺术判断力。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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