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论词词”到《人间词话》

撰文/彭玉平   2017-06-13 23:27:25

王国维是词论家,他的词也往往本能地表达着他的审美观念。如其《蝶恋花》之“除却天然,欲赠浑无语”,便是通过对眼中“天然”燕姬的赞赏,表达其对自然、朴实之美的推崇之意。在王国维词中,类似这样的词并非个别。如下面这首《浣溪沙》:

本事新词定有无。这般绮语太胡卢。灯前肠断为谁书。 隐几窥君新制作,背灯数妾旧欢娱。区区情事总难符。

这首词里有两个人:一个是作词的“君”,一个是评词的“妾”。这两个人在字面上是夫妻还是恋人,无法确定,可以确定的是他们已经相处了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否则“旧欢娱”便无从说起。所以这个“妾”不仅大致熟悉“君”词的风格,而且能从词句表面看出其里面的“本事”之有无,而其结论则是情、词难符,也就是说词中所写之事与妾心心念念的“旧欢娱”并不一致。因此而生两重疑问:其一,何以绮语盈卷?其二,究竟为谁而书?如果这是一首情词,似乎“妾”之不满意溢于词,也隐有对“君”过于丰富而迷离的情感有所怀疑,所以才有“为谁书”之疑问及“隐几窥君新制作”之举动。

所谓“本事”,即引发创作冲动的故事或背景。起句“定有无”应是疑问句,答案其实包蕴在这种疑问句之中,局促于本事之“有”,未免阻塞联想之思;抽离于本事之“无”,恐题旨汗漫无归矣。王国维下一“定”字,其实正是为了避免这种极端的情况,主张将本事与题旨的关系置于有无之间。如此既不失根源之脉络,亦不失驰想之空间。王国维实际上在强调本事与新词之间的离合关系,不可太执着于本事,但也不能简单否定本事的意义。

起句关于本事有无的疑问是怎么引发的呢?次句就交待了原因,因为读了这首新词,感觉其中“绮语”很过分,甚至很可笑,“太胡卢”即指忍不住发出笑声。“绮语”,现在一般多作关于男女情事绮丽艳冶、令人起邪思之语,但其本义来自佛教,指虚浮不实之辞,是佛门所规诫的内容之一。在本词中,“绮语”其实可以合起来理解,即读来感觉虚假浮艳、描写男女私情之语。因为新词绮语明显与此前“君”与“妾”的经历不相符,或夸张失实,或于事无据,“妾”因而生出另一疑问:如此看上去柔肠百折、肝肠寸断的“绮语”既不是为君、妾之事而写,那究竟是在回忆与哪位女子的情事呢?这一疑问的内涵很复杂,可供联想的空间自然也大。

上阕虽疑问频起,但此“妾”也不想简单下判断,下阕遂由窥新词而细思两人交往之经历,其实这种“数妾旧欢娱”,仍是希望能与绮语背后之本事对应起来,希望能消解掉上阕的种种疑虑,故反复回忆。此处著一“数”字,可见其努力搜索往事之情形。而由“隐几窥君”可见上阕所描写乃悄然偷窥之情形,此“妾”之狡黠可见端倪。但无论怎样回忆,仍觉得与“君”相处的点滴情事与“君”所写之满纸绮语难以合上,至此直接逼出“妾”之落寞和幽怨。

此词从头至尾都在描写一个女性的心理活动和独白,从初见“绮语”之发笑,到猜测“君”词为谁书,从细数旧欢娱到结果的情事总难符,情感曲折而总归于无奈。虽然“灯前”有“君”,词中绮语也恣肆,但这是“隐几”“背灯”之下的眼中之景和心中之情。明处的“君”未发一言,暗处的“妾”思绪万千,一明一暗,一静一动,如此对应写来,虽是描写心理动荡,实亦展现迷离之境,艺术手段堪称高明。

王国维不是柳永、张先,素无浪游之习,所以这个“妾”当然不会是曾与灯下缱绻之青楼歌伎。那么会否是描写王国维夫妻家居生活的一个片段呢?这种可能性当然是有的,但同样无法证实。我觉得既然无法勘察具体情形,倒不妨从具象中抽离出来,将其从理论的角度来审视,其实就是谈的创作与评论的关系呢?或者由评论而引发对“本事”与“新词”关系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呢?

我想起了顾随对此词的评论,他首先觉得这首词“很怪”,难以忖度王国维的原意,但他说:“一个词人有二重人格,一个我在创作,一个我在批评……此词也可视为静安自己批评自己之作,二重人格。”(《顾随全集》三卷《讲录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140页)陈永正的看法似乎与顾随不谋而合。他认为这首词其实是王国维对自己词集的一份“说明书”(参陈永正《王国维诗词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500页)。这份“说明书”说明了什么呢?我觉得至少涉及到词的本事之有无,情与词是否相合,绮语与肠断的关系诸问题,但这三个问题又可以归结为生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创作与批评的关系问题。

词的本事问题看上去只是填词的背景问题,实际上涉及解析词的理路与方法问题。如果执着于本事,往往便泥于寄托之说,深文罗织,殊失词趣。他在《人间词话》手稿中说:

固哉,皋文之为词也!飞卿《菩萨蛮》、永叔《蝶恋花》、子瞻《卜算子》,皆兴到之作,有何命意?皆被皋文深文罗织。阮亭《花草蒙拾》谓:“坡公命宫磨蝎,生前为王珪、舒亶辈所苦,身后又硬受此差排。”由今观之,受差排者,独一坡公已耶?

作为常州词派的开山祖师,以寄托说词乃是张惠言的基本理路所在。事实上,不少作品基于明确的本事而寄寓有托意,也是一种常见的情形。但对于一些本事在有无之间的作品,如果硬寻其寄托,甚至逐句落实,未免走向另一极端。如张惠言评温庭筠《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曰:“此感士不遇也。”又曰:“‘照花’四句,《离骚》‘初服’之意。”(张惠言《词选》卷一,中华书局,1957,12页)张惠言评说苏轼《卜算子》,先是说明此词乃是在黄州作,接着引用 阳居士之语云:

“缺月”,刺明微也。“漏断”,暗时也。“幽人”,不得志也。“独往来”,无助也。“惊鸿”,贤人不安也。“回头”,爱君不忘也。“无人省”,君不察也。“拣尽寒枝不肯栖”,不偷安于高位也。“寂寞沙洲冷”,非所安也。此词与《考槃》诗极相似。(张惠言《词选》卷一,39页)

鲖阳居士几乎将苏轼之词句句落实到隐喻、寄托之上,难免有过度阐释之嫌。而张惠言原文照录 阳居士之评,显然是接受并高度认同的,这也与他以“意内言外”说词的基本理路是一致的。王国维又参酌王士禛《花草蒙拾》中评价苏轼一人之语,并将其扩大到温庭筠、欧阳修等人,实际上正是表达了对这种过度阐释的不认同,所以《浣溪沙》开头的“定有无”,虽似未下判断,让结论徘徊在有、无之间,但在王国维的语境中其实侧重在“无”,末句“区区情事总难符”即露出本相者。

说王国维“本事新词定有无”,虽是疑问语气,但其判断侧重在“无”,其实也并非说王国维便完全否定“本事”与寄托的关系问题。王国维提倡境界,而大旨落实在真景物、真感情以及二者的艺术结合上,这意味着“本事”成为填词的前提当然是有可能的。他的《人间词》便多有明确本事者,如《蝶恋花》(窈窕燕姬年十五)、《蝶恋花》(莫斗婵娟弓样月)、《虞美人》(碧苔深锁长门路)等,其本事便宛然具在。那么,如何既立足“本事”,又在艺术表现中超越于本事之外,展现出更为深广的联想之思与艺术魅力呢?我觉得《人间词话》中至少有以下两则应予关注:

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美成能入而不出,白石以降,于此二事皆未梦见。

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共忧乐。

这两则其实都是说的诗人与外物的辩证关系,入乎其内便是重视外物,出乎其外便是轻视外物。重视外物,所以能触摸到鲜活的生活和风景;轻视外物,便能擢拔于生活与自然之上,展现出审美的“高致”。这是王国维对诗人与艺术关系的基本判断,很显然,“本事”在这样的艺术追求中,只是处于起兴和唤起情思的地位,而非艺术的最终落脚点,所以“隐几窥君新制作”“背灯数妾旧欢娱”,从艺术评论的角度,难免路径有差。换言之,一味追求情事相符,并非是评价艺术的上佳法门。因为王国维一直对诗人的要求甚高,而对政治家的要求偏低。他认为政治家之眼是“域于一人一事”,而诗人之眼是“通古今而观之”,并明确提出:“词人观物,须用诗人之眼,不可用政治家之眼。”(参《人间词话》)在这样的理论批评框架中,“本事”与词的关系注定应该是若即若离的,如此,才能因其不限一隅一事而见出通贯古今的思想气度与文学高致。

细究之下,王国维此词其实还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晚清民国以来,因为端木埰、王鹏运、朱祖谋等人先后鼓吹,梦窗词风几乎席卷南北,追慕梦窗蔚成一时之风气。但正如况周颐《蕙风词话》所云:“非绝顶聪明,勿学梦窗。”吴文英词在密实意象之下的潜气内转,并非一般词人可学,所以很多人学梦窗只能流于模糊影响。即便在王国维眼里,隐秀的朱祖谋虽偶尔能写出比吴文英更胜的“情味”,但于“古人自然神妙处,尚未梦见”(参《人间词话》),他人更可想见。

更重要的是,王国维对吴文英词的总评价也就是“映梦窗,凌乱碧”六个字,即虚幻、迷离、凌乱、多彩,而这其实完全不应是词体所追求的。周济说吴文英的词如“水光云影,摇荡绿波,抚玩无极,追寻已远”,而王国维认为吴文英除了一二词句之外,“实无足当此称者”,总体否定了周济的说法(参《人间词话》)。因为对吴文英词的极大反感,所以在《人间词话》手稿中,王国维对吴文英以及晚近的追随者统称为“梦窗辈龌龊小生”,出语不可谓不重,但也足见其与王国维对晚清以来词学所持的针锋相对的基本立场。

其实王国维不仅不喜欢吴文英,连整个南宋末年的词人群体,都在他的鄙视之中。他在《人间词话》中很有感慨地说:“宋末诸家,反可譬之腐烂制艺,乃诸家之享重名者且数百年,始知世之幸人,不独曹蜍、李志也。”根据《世说新语》的记载,曹蜍、李志与王羲之同时,其书法在当时虽亦可与王羲之争衡,但其人品素为世所诟,这是从人品角度批评此二人。而南宋末年之词,则被王国维整体拟之如八股文,不仅多为长调,而且结构上有严重的程式化倾向。这样的词在此后数百年却备受尊崇,特别是晚清民国多以学习南宋末年词人为尚,并以所谓“重拙大”,而探测其中深隐之寄托,这在王国维看来,不仅在师从方向上有偏差,简直是“倒行逆施”,迷失了基本的词体认知。他说:“梅溪、梦窗、玉田、草窗、西麓诸家,词虽不同,然同失之肤浅。虽时代使然,亦其才分有限也。近人弃周鼎而宝康瓠,实难索解。”(《人间词话》)明明是“康瓠”一般的庸才词人,却被近人膜拜如斯,堪称价值判断完全颠倒了。宋末的时代已经远离了词体的繁盛时期,加上创作天赋不足,从而导致了南宋词坛的整体衰落。晚近词人匍匐在这样肤浅的词作面前,强作解事,勉求寄托,王国维觉得简直是情何以堪。他带着激愤的语气说:

近人祖南宋而祧北宋,以南宋之词可学,北宋不可学也。学南宋者,不祖白石,则祖梦窗,以白石、梦窗可学,幼安不可学也。学幼安者,率祖其粗犷、滑稽,以其粗犷、滑稽处可学,佳处不可学也。(《人间词话》)

对“近人”的这种重南轻北之观念予以了辛辣的嘲讽。他认为近人即便是学南宋,也是无视辛弃疾的独创之功,而偏师其粗犷、滑稽,此无疑是买椟还珠了。“这般绮语太胡卢,灯前肠断为谁书”,面对这样的绮语藻饰,而欲求其情事相符,真如白居易《长恨歌》所谓“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才情、寄托两欠,如何奉之为正范?

由以上对王国维词与词论的对比分析,可见《人间词话》中的相关观念,其实已经部分先酝酿于其创作之中,并有了初步成型的理论文字。从创作之体会到词论之建立,其间的路径有迹可循。《浣溪沙》(本事新词定有无)一词则为勘察其词与词论的关系,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个案。如此说来,顾随、陈永正二先生将此词理解为王国维对自己创作的说明,似乎还不充分,或许将其定位为王国维基本的词学观念和批评标准,才更契合《浣溪沙》作为“论词词”的特性所在。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上一篇回2017年6月第6期目录 下一篇 (方向键翻页,回车键返回目录)加入书签

© 2016 毕业论文网 > 从“论词词”到《人间词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