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读书之道

撰文/任明硕   2017-06-09 22:59:03

国学典籍浩如烟海,一个人穷毕生精力也难以读完。因此,在众多古籍之中,如何选择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选书当否,直接影响到读书的目的和效果。同时,对于不同的书,还应选择相应的阅读方法,才能提高效率,达到预期目标。在这方面,梁启超推荐的国学入门书及其阅读方法颇有见地,给人以启迪。

梁启超推荐的书目和阅读方法,主要见于他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及附录的《治国学杂言》(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十四卷《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出版社,1999)、《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梁启超全集》第十六卷)。在他看来,国学入门书包括五部分:甲、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乙、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丙、韵文书类;丁、小学书及文法书类;戊、随意涉览书类。在这五类涉及的一百二十多种典籍中,梁启超针对不同的书提出不同的阅读方法,这些方法包括熟读成诵、精读、择读、浏览、随意涉览等。这是他依据书籍的内容、价值及部头大小等,结合个人经验探求出的阅读方法,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指导性。

熟读成诵的书,主要包括《论语》,《孟子》,《老子》,《易经》之《系辞传》《文言传》以及《礼记》中的《中庸》《大学》《礼运》《乐记》等。《左传》宜选出若干篇熟读成诵。对于《诗经》,梁启超希望学者能全部熟读成诵,而对于《楚辞》,屈原、宋玉之作宜熟读,能成诵最佳,其馀可不读。《梁启超全集》书影精读是指反复仔细地阅读,一些典籍篇目并不要求成诵,但应精读,如《墨子》,除《备城》以下各篇外,其馀均应精读。如《庄子》,《内篇》七篇及《杂篇》中的《天下篇》需精读;《荀子》中的《解弊》等七篇最当精读;而《淮南子》和《春秋繁露》,梁启超的主张是“宜稍精读”;对于卷帙浩繁的《资治通鉴》,他“希望学者能全部精读一过 ” ,因为这是“编年政治史最有价值之作品”(《梁启超全集》,4236页)。

择读,即选择性的阅读,读其中最有价值者。如《文选》和《乐府诗集》,前者只说“择读”,后者则解说稍详:“专读其中不知作者姓名之汉古辞,以见魏六朝乐府风格。其他不必读。魏晋六朝人诗宜读以下各家:曹子建、阮嗣宗、陶渊明、谢康乐、鲍明远、谢玄晖”(《梁启超全集》,4238页)。对于庞大浩繁者如“二十四史”,梁启超主张用“摘读”之法:一是就书而摘,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皆大史家一手著述,体例精严”,“吾希望学者将此“四史”之列传,全体浏览一过,仍摘出若干篇稍为熟诵” (《梁启超全集》,4236页)。“四史”之外,《明史》为官修书中最佳,“宜稍为详读” ;二是就事分类而摘读志,比如欲研究兵制读《兵志》,研究学术史读《艺文志》《经籍志》等;三是就人分类而摘读传,如读名人传记,同时,也可就研究方向而读传,如研究文学史读《文苑传》,研究学术史读《儒林传》等。

浏览,顾名思义,就是大略地看。如《韩非子》《管子》《吕氏春秋》《盐铁论》《论衡》《抱朴子》《日知录》等。对于《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虽然卷帙浩繁,梁启超也希望学者择要浏览,“因其为六百年间学术之总汇,影响于近代甚深” (《梁启超全集》,4234页)。

随意涉览与以上不同,“既谓之涉览,自然无书不可涉,无书不可览”(《梁启超全集》,4241页)。但梁启超还是精心列出三十种书目,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世说新语》《水经注》《梦溪笔谈》《徐霞客游记》等,并进一步指出,涉猎此类书,往往在不经意间有重大发现:“随意涉猎,初时并无目的,不期而引起问题,发生趣味,从此向某方面深造研究,遂成绝业者,往往而有也。”(《梁启超全集》,4239页)学问专深辅以知识广博,梁氏之说颇有见地。

《梁启超全集》内文书影二

梁启超推荐国学入门书目和阅读方法,指导青年学生研读国学典籍,是有其缘由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是他于1923 年应《清华周刊》之约而写,其《序》曰:“两月前《清华周刊》记者以此题相属,蹉跎久未报命。顷独居翠微山中,行箧无一书,而记者督责甚急,乃竭三日之力,专凭忆想所及草斯篇。”(《梁启超全集》,4232页)《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是梁启超 1923年在清华学校授课时使用的讲义。梁启超在《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自序》(自序写于 1925 年)中说:“生当今日而读古书,头一件,苦于引不起兴味来;第二件,苦于没有许多时间向浩如烟海的书丛中埋头钻研;第三件,就令耐烦费时日勉强读去,也苦难得其要领。”(《梁启超全集》,4617 页)因此,他针对当时年轻人读古书存在的实际困难,提出了书目和阅读方法。

针对“三苦”,梁启超进一步指出,“想救济这种缺点,像‘要籍解题’或‘要籍读法’一类书,不能不谓为适应于时代迫切的要求”(《梁启超全集》,4617页)。所谓时代迫切要求,是指当时五四新文化运动给社会带来了新气象,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梁启超此时倡导国学,为青年学生列出阅读书目并加以指导,应该有三层含义:第一,他强调国学重要,但不反对青年学生接受外来文化。他在《治国学杂话》中说:“外国名著,组织得好,易引起趣味;他的研究方法,整整齐齐摆出来,可以做我们的模范。”(《梁启超全集》,4243页)第二,他要求青年学生阅读中国典籍,但不希望他们钻进故纸堆,皓首穷经,成为一个不关心世事的学究腐儒,而是要他们提升人格修养,以适应时代要求。例如,梁启超认为《论语》的最大价值,“在教人以人格的修养。修养人格,决非徒恃记诵或考证,最要是身体力行,使古人所教变成我所自得”(《梁启超全集》,4621页)。“《论语》如饭,最宜滋养(《梁启超全集》,4623页)。“《大学》《中庸》不失为儒门两篇名著,读之甚有益于修养”(《梁启超全集》,4624页)。又如,论及择读书时,他认为读史书中的名人传记,“最能激发人志气,且于应事接物之智慧增长不少”(《梁启超全集》,4237页)。这就把阅读古书和个人的心性成长紧密联系起来了。再如,他认为玄奘为第一位留学生,为大思想家,读《大唐三藏慈恩法师传》“可以增长志气 ”(《梁启超全集》,4240页)。这话放在当今仍然适用,因为此书比时下的一些“心灵鸡汤”类的畅销书要有价值得多。年轻人如果有玄奘历经艰难险阻而矢志不渝的精神,何事做不成!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梁启超推荐国学入门书,是希望年轻学生能成为坚守和传承民族文化的新人,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他说:“我所希望熟读成诵的有两种类:一种类是最有价值的文学作品: 一种类是有益身心的格言。好文学是涵养情趣的工具,做一个民族的分子,总须对本民族的好文学十分领略。能熟读成诵,才在我们的‘下意识’里头,得着根柢,不知不觉会‘发酵’。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们全社会上形成共同意识,我既做这社会的分子,总要彻底了解它,才不至和共同意识生隔阂。”(《梁启超全集》,4243页)在《治国学杂话》结尾,他向清华学生呼吁:“我希望诸君对于国学的修养比旁的学校学生格外加功。诸君受社会恩惠,是比别人独优的。诸君将来在全社会上一定占势力,是眼看得见的。诸君回国之后对于中国文化有无贡献,便是诸君功罪的标准”,“诸君须要牢牢记着:你不是美国学生,是中国留学生。”(《梁启超全集》,4244页)言辞之中,透露出梁启超发自肺腑的殷切期望。

关于当时存在的古书“难读”、读古书“无用”的说法,梁启超也有独到的见解,他在《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自序》中说:“有用、无用的标准本来很难确定。何以见得横文书都有用,线装书都无用?依我看,著述有带时代性的,有不带时代性的。不带时代性的书,无论何时都有用。旧书里头属于此类者确不少。” (《梁启超全集》,4618页)事实上,读书并不完全排除功利性,但读任何书都急功近利,想立竿见影得成效,却是阅读的误区。梁启超认为,年轻人读书“最要紧的是涵养成好读书的习惯和磨练出善读书的脑力” (《梁启超全集》,4243页)。有些书籍流传上千年,经过历史岁月的淘洗成为了经典,而经典是超越时代的。比如《论语》《庄子》《史记》以及唐诗宋词等,至今仍在滋养着我们的心灵,启迪着我们的智慧。无用之有大用,所以经典是不能用功利的标尺来衡量的。

所谓“难读”之书,梁启超指的是未经整理之书,他也认可这类书难读,但他强调:“读这类书,要自己用刻苦工夫,披荆斩棘,寻出一条路来。因此可以磨练自己的读书能力,比专吃现成饭的得益较多。” (《梁启超全集》,4618页)这些书之难读,一在字词句法,二在思想内容。年轻学子如果知识积累不深厚,会有如看“天书”之感。但是,如果一部古书稍读即通,那也说明没有多少价值,不值得一读。时代不同了,如今我们读古书,不必再去读那些未加校点之书,可以用整理本,而且有的整理本还有注释说明,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阅读的难度。梁启超反对“吃现成饭” ,读书不加思考,不下功夫,他认为“是最没有意思的事”。“一种问题,被别人做完了,四平八正的编成教科书样子给我读,读去自然是毫不费力。但从这不费力上头结果,便令我的心思不细致不刻入” (《梁启超全集》,4242页)。因为没有付出跋涉书山的辛苦,自然不能领略其中的魅力。至于内容难读,这正说明经典的伟大。伟大的经典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和永恒的价值,且常读常新,吸引着不同时代的读者去探求、去追寻。有些经典如《论语》《庄子》等,年轻人一开始会觉得难以读懂,但随着知识的日积月累和阅历的逐渐丰富,反复深入阅读,一定会收获更多的知识,领悟到更多的智慧。所以梁启超说:“从甘苦阅历中磨练出智慧,得苦尽甘来的趣味,那智慧和趣味却最真切。” (《梁启超全集》,4243页)这才是阅读的最佳境界。

(作者单位:国家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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