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句背后的知与识

撰文/解志熙   2017-06-09 22:59:01

学习中国古代文史,断句是必备的基本功。即使已有标点的典籍,甚至是权威的整理点校本,也不能保证绝无错误,所以后人在引用之时,也还得有所斟酌才是,此诚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某年我给报考清华大学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出试题时,就有意出了几则诗文评的断句:

乙卯冬陈去非初见余诗曰奇语甚多只欠建安六朝诗耳余以为然(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

退之评伯夷止是议论散文而以颂名之非其体也(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三十五)此即昔人所谓东坡诗如大家妇女大踏步走出山谷便不免花面丫头屏角窥人扭捏作态之意(柳亚子《磨剑室杂拉话》)

每则都不长,也不很难,充其量每则也就一个小难点,标点之后只要意思对、说得通,粗细可以不计——我在所附的答案里特地写出打分的要求是:“引号、冒号之差可以忽略,逗号、顿号可以互换,第三小题断为长句亦可,每小题一个难点(在答案里用带框表示)断对给3 分。”也即撇开标点的或粗或细不论,只要点对每句的难点,也就可说是点对全句了。这个要求是比较宽松的,按说,大部分考生起码可以答对两小题,至少也能答对一小题吧。

但结果是,七十多名考生,全答对了三个难点的只有一人,答对两个难点的也不过三两个人,其馀几乎都失手了。对这个结果,我既有点吃惊,也不完全吃惊。因为乍一看这几句话都不难,似乎只要顺着辞气,都能很容易地点出,但我既然拿来出题,那就在暗示考生,看似平顺之处其实潜藏着问题,可是大部分考生都没有理会我的暗示,这让我不免惊讶;而之所以不吃惊,则是这些考生的误断也并非偶然,因为凭着对辞气的感觉来给古典文章断句,本来就是学术界比较通行的做法,这些学生也只是犯了常见的错误而已。他们的错误,几乎毫无例外地出在每句的那个很容易顺着辞气滑过去的难点上,即下面加粗的部分:

乙卯冬,陈去非初见余诗,曰:“奇语甚多,只欠建安六朝诗耳。”余以为然。退之评伯夷止是议论散文,而以颂名之,非其体也。此即昔人所谓东坡诗如大家妇女,大踏步走出山谷,便不免花面丫头屏角窥人扭捏作态之意。

事实上,上述误断几乎是“经典性”的:一些通行的版本和援引它们的论著往往如此。

先看《岁寒堂诗话》里的“乙卯冬陈去非初见余诗曰奇语甚多只欠建安六朝诗耳余以为然”一则,几部通行版本和整理校点本,都犯了同样的断句错误。一是王云五主编的丛书集成本《岁寒堂诗话及其他一种》(商务印书馆,1939),这个版本虽然没有用新式标点,但所施句读却与后来的标点本一般无二:

乙卯冬.陈去非初见余诗曰.奇语甚多.只欠建安六朝诗耳.余以为然.

二是今人标点的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所收《岁寒堂诗话》,其错误正与上述学生的标点一模一样(吴文治主编的《宋诗话全编》本同此误断):

乙卯冬,陈去非初见余诗,曰:“奇语甚多,只欠建安六朝诗耳。”余以为然。

三是陈应鸾编著的《岁寒堂诗话校笺》(巴蜀书社,2000)。陈应鸾先生是研究《岁寒堂诗话》的专家,他的《岁寒堂诗话校笺》似乎是仅见的校注本,点校认真,注释博雅。陈先生的校笺本不同于前两种版本者,就是他在“建安六朝”之间增加了一个顿号:

乙卯冬,陈去非初见余诗,曰:“奇语甚多,只欠建安、六朝诗耳。”余以为然。

这固然显示出陈先生的格外认真,但他所加的这个顿号仍然表示“建安诗”与“六朝诗”的并列之意,与不加顿号者并无差别。至于当今研究中国古代诗文批评或古代文论的学术著述,在引用《岁寒堂诗话》里的这几句时,也有不少人同样如此标点,兹不一一列举了。

究其实,上述三种标点都犯了同样的错误。我们只要略为细心地看《岁寒堂诗话》的上下文,就不难明白:陈与义(字去非,号简斋)和张戒都是把建安诗和六朝诗视为诗的两个不同的等级,并且他们也都更为推崇有风骨的建安诗。陈与义对张戒诗的评价“只欠建安,六朝诗耳”,那是说张戒的诗与建安风格的诗相比还有距离,但已达到了六朝诗的水平。这个评价对并非名诗人的张戒,已算是很高看了,所以张戒欣然引为知言。而就在这几句话之后,张戒紧接着就说:“及后见去非诗全集,求似六朝者,尚不可得,况建安乎? ”这清楚地表明他是把“建安诗”和“六朝诗”视为两个等级,不在一个档次上。也因此,如果把上句标点成“只欠建安六朝诗耳”之连读,或“只欠建安、六朝诗耳”之并列,则“建安六朝诗”也就没有等差而是同等并列的关系,那与张戒的原意正相反,且也使陈与义的评语在“只欠建安”之后,没有了下文,成了半截子话。所以正确的断句应该是:

乙卯冬,陈去非初见余诗,曰:“奇语甚多,只欠建安,六朝诗耳。”余以为然。

再说通行的《滹南遗老集》及其点校本对“退之评伯夷止是议论散文而以颂名之非其体也”一则的标点,也同样有误。即如收入丛书集成初编的《滹南遗老集》(商务印书馆,1935),以及中华书局1985 年据丛书集成初编重印的《滹南遗老集》,虽然没有用新式标点,但所施句读也与后来的标点本并无不同:

退之评伯夷止是议论散文.而以颂名之.非其体也.

胡传志、李定乾的《滹南遗老集校注》(辽海出版社,2006)似乎也是此集唯一的校注本,该书对这几句的标点则是这样的 :

退之评伯夷,止是议论散文,而以颂名之,非其体也。

以上几个版本的句读或标点也都犯了同样的错误,而当今的不少学术著述,比如几乎所有关于中国古代散文史的研究论著,差不多都会引用王若虚的这几句话,也就有不少人跟着犯了同样的断句错误。实际上,王若虚的意思是批评韩愈的《伯夷颂》题为颂体,却大发议论,写成了散文,所以名实不符也。也因此,这几句话的正确标点应该是这样的:

退之评伯夷,止是议论,散文而以颂名之,非其体也。

推究通行标点的致误之由,大概一是没有注意到原文的文章辨体之意,二是被现代的“议论散文”概念所误导——所谓“议论散文”是一个晚近才有的亚文类概念,王若虚是金代人,那时怎么会有这样现代的概念呢!对古人文章的断句,不能如此不假思索地想当然啊。

至于对柳亚子《磨剑室杂拉话》里的“此即昔人所谓东坡诗如大家妇女大踏步走出山谷便不免花面丫头屏角窥人扭捏作态之意” 一则之误断,则出自《柳亚子文集·磨剑室文录》。柳亚子是近现代文学史上以至政治史上的重要人物,国家有关机构对他的文集的整理出版是很重视的,组织了堪称高水平的编辑队伍,文集前并有邓颖超和屈武的纪念文章作代序,不可谓规格不高,从“出版说明”“编者的话 ”来看,编纂者的工作态度也很慎重。可是,此书的断句却不无问题,误植也不少,有的错近乎不可思议。即如“此即昔人所谓东坡诗如大家妇女大踏步走出山谷便不免花面丫头屏角窥人扭捏作态之意”一则,就被断成这样:

此即昔人所谓东坡诗如大家妇女,大踏步走出山谷,便不免花面丫头,屏角窥人,扭捏作态之意。

柳亚子的文章写得很风趣也很“通俗”,并无艰深之处,他所谓“昔人”当是《随园诗话》第一卷里所记的林艾轩——“林艾轩云:苏诗如丈夫见客,大踏步便出去;黄诗如女子见人,先有许多妆裹作相”。柳亚子可能是凭记忆写出,把林艾轩所谓“丈夫”误记成了“大家妇女”,这也没有什么关系。总之,不论《随园诗话》所记林艾轩语,还是柳亚子的“杂拉话 ”,都是比较苏东坡和黄山谷两人的诗风之不同——东坡诗有大家风度,山谷诗则不免小家子气。这些话委实没什么难懂和难点的,点读得粗一点,也就是“此即昔人所谓东坡诗如大家妇女大踏步走出、山谷便不免花面丫头屏角窥人扭捏作态之意”。不知为什么却被错点成那样。年轻学子知识不足,有所疏误,自然可以谅解,知名专家出此错,实在难以理解。

比较而言,古典的诗词歌赋曲以及骈文等广义的韵文还好点读,因其语言的音韵节奏特点有助于句式的整饬规范,读者顺着辞气节奏就可以大体标点出来;比较难点读的反而是较为自由的散行文字,因为文言的散行文章,其句式既缺乏韵文的格式,也不遵循口语的节奏,读者凭着辞气停顿去点读,固然可以点读个大概,但有些繁复或奇崛的句子,就不能仅凭辞气去点读了,而必须参照上下文的语境和语言背后的意思以及文字之外的知识,才能达致准确的理解、作出正确的断句。上述几个例句之所以被误断,其根源都在于背景知识之不足。

当然,知识是逐渐积累起来的,没有人能做到无所不知,人在某时某刻都难免遇到知识的盲点,那就不妨多翻翻书、多问问人,慎重细心一点,而切忌鲁莽从事,更不能想当然。尝记有人把柳亚子一篇文章中的“卿贰”断分上下句,而不知“卿贰”乃是封建时代的高级京官阶层,卿指大理寺正卿,贰是各部侍郎,所以古代士人能“致身卿贰”,已是很足以“夸耀士林”的事了。这样的古代历史知识,即使是初次碰到,只要翻翻辞书,就能索解,自可避免鲁莽灭裂的断句。至于独立进行古代文史的研究,自然会碰到许多没有点校的典籍,那就要调动知识储备,务必小心断句,进而做出正确的学术判断。我曾拜读过一本讨论古代思想史的专著,随手翻阅了五六页,却见每页几乎都有一两个断句错误,只得废书不观——如果连所引古人文句都频频断错,则该书的思想史分析还可信赖吗?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编读往来

秦始皇筑了几条驰道

近期,上海读者徐则文先生来信询问关于秦朝“驰道”的问题:“秦始皇筑了几条驰道,四条还是两条?驰道从咸阳开始,筑到何地为止,各长几何?驰道加起来,共多长?两汉后驰道命运如何?”

据《汉书·贾山传》记载:秦代能称为驰道的道路,共有四条:北到今河北北京一带,东到山东临淄附近,东南到今浙江绍兴一带,南到今湖北荆山、丹阳一带。驰道每条宽五十步,即 60 多米。然而依据当时劳动力水平和修筑能力,似乎颇为可疑,有学者提出史书记载驰道“广五十步”中的“十”可能为历代传抄中的衍字,即实际上每条驰道宽约 6 米多,这一说法可能比较符合历史事实。驰道长度史书未载,但据以上四条道路的起止点推算,每条应在1000 公里以上。合计总长度超过4000 公里,结合生产力水平所限,驰道可能并不像史书上所记的“广五十步”。驰道至少沿用到三国时代。《三国志》记载,曹植曾经“乘车行驰道中”,招来曹操的极大愤怒,这件事也是导致曹植失宠的原因之一。可见,在三国曹魏时期,驰道仍然在使用。驰道原为秦始皇巡行四方所筑,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甚至是导致秦朝灭亡的原因之一(过度使用劳动力)。但是客观而言,促进了交通的发展,加快了秦朝境内信息沟通,有利于古代王朝的统一和发展,从历史角度看,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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